汪曾祺老來發(fā)力，佳作迭出，聲譽鵲起，過了十幾年相對舒心的日子。但“好老頭”仍不乏煩擾。他曾抱怨說：“一些寫我的文章每每愛寫我如何恬淡、瀟灑、飄逸，我簡直成了半仙！”那么，什么是汪曾祺晚年最大的隱痛呢？竊以為不是“四人幫”垮臺后一度受到牽連，也并非去世前忽然被卷入《沙家浜》署名案，而是一直沒有屬于自己的房子。

    汪曾祺1920年生于江蘇高郵，是秦少游的鄉(xiāng)黨。據有心人統(tǒng)計，其父汪菊生在高郵的城房產總數為26處，217.5間，3337.85平方米。汪曾祺的少年時期，堪稱富足愉悅。抗戰(zhàn)軍興，汪內遷到大后方的云南昆明，求學于西南聯(lián)大，從此遠離故鄉(xiāng)。

    1958年春末，汪曾祺去河南林縣出差，平生第一次坐上火車軟臥，享受到“高干待遇”.然而，好景不常，樂極生悲，這年夏天，他被補劃為右派，撤銷職務，工資直降三級，從180多減至105元，并從北京下放至張家口沙嶺子農業(yè)科學研究所勞動。三十多年后，老頭在《隨遇而安》一文中寫道：“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這是實話，有感而發(fā)。但畢竟是事后的自解之辭。在當時，汪曾祺大約不會如此淡定：“派曾右”后，單位不要他了，“還算可以”的住房也被收回。工作和住房，這兩大沉甸甸的現實問題，壓得他喘不過氣。

    下放勞動數年后，汪曾祺獲準回京，輾轉調至北京京劇院上班，工作問題算是得以解決。文革期間，他出色的文筆借“樣板戲”風光了一把，還上了一回天安門，讓兀自身處逆境的友人黃裳、黃永玉等感覺歡欣鼓舞，直欲彈冠相慶。世事變化后，卻又給他帶來無盡麻煩。這是后話。至于住房，整個后半生，他一直蹭新華社（施松卿供職單位）分配的房子住，被妻兒戲稱為“寄居蟹”.一家人起先擠在在宣武門附近國會街五號一間“只有七八平方米，黑乎乎的，白天也要點燈”的“門房”,而后長住甘家口，后來搬到蒲黃榆。

    甘家口的宿舍臨近玉淵潭公園和釣魚臺國賓館，環(huán)境不錯，但那房是五層紅磚樓房，“黑乎乎”,“湫隘狹窄”,開間很小，汪曾祺夫婦和三個兒女擠住在一套二居室，合用一張寫字臺?！妒芙洹?、《異秉》、《大淖記事》、《徙》等短篇杰作，都是在這兒寫出來的。1983年搬到蒲黃榆，情況稍有改善。韓藹麗對此曾有詳細描述：

    住所還是新華社的宿舍，兩居變三居。這房是屬于“文革”后北京最早建造的高層居民樓。十幾年一過，這些樓外面襤褸，里面破落，布局陳舊，結構拘束，廚房轉不開身，廁所一米見方，沒有澡間，沒有廳。汪曾祺住的是小三居，進門是一小過道，什物雜雜亂亂，掃帚簸箕熱水瓶茶杯紙箱菜籃，來了客人，老汪頭就在過道里沏茶。稍大的一間房接待客人、吃飯、看電視，還有一間施大姐和小女兒汪朝住，一間7平方米左右的小屋，比魯迅博物館的“老虎尾巴”還擠地放著一桌一椅一床，就是老汪頭的臥室兼書房了。

    施大姐對我說：白天，老頭把堆在桌上的東西統(tǒng)統(tǒng)搬到床上，寫作。晚上把堆在床上的東西搬到桌上，睡覺。

    從1983年到1996年，汪曾祺都住在這里。在這間屁簾兒大的小屋里，寫出了他一生大部分的作品。和弄色彩，瀟灑潑墨，提筆作畫，揮毫寫字，讀書寫作，喝茶休憩，沉思冥想，天南地北，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我從沒聽到過汪曾祺對這幢破樓對這間陋室有過一句怨言。這近乎貧民窟的地方，他住的怡然自得。

    住房條件得到明顯改善，是在1996年2月。汪曾祺搬至虎坊橋福州館前街一幢嶄新的大樓，新居相對寬敞明亮，設備齊全。尤可一說的是，在去世前約一年又三個月，中國當代最優(yōu)秀的作家終于有了一間屬于自己的書房。這都出自兒子汪朗的孝敬---新居是《經濟日報》（汪朗供職單位）的福利房。

    汪老寫得最好的幾篇小說，題材都是回憶兒時和故鄉(xiāng)。1981年10月10日，他回到念念在茲、闊別長達42年的故里。此后，又曾兩次返鄉(xiāng)。汪曾祺盡己所能，為故鄉(xiāng)做了不少事情。他希望政府能將閑置的幾間汪家舊宅歸還，改善弟妹們的生活條件，自己以后回鄉(xiāng)小住，生活起居和寫作亦將比較便利。1993年5月30日，汪曾祺致函高郵女市長戎文鳳，略謂：“曾祺老矣，猶冀有機會回鄉(xiāng)，寫一點有關家鄉(xiāng)的作品，希望能有一枝之棲。區(qū)區(qū)愿望，竟如此難償乎？”情感洋溢，極為沉痛。但官場之事，難言乎哉，名滿天下的“文章圣手”（賈平凹語）沒能打動父母官。

    1996年，戎文鳳（時任揚州市常務副市長）等進京晉見江澤民，匯報工作時列舉了多位當地歷代文化名人。江澤民提醒說：“高郵還有個汪曾祺！”戎文鳳回去后，“曾經在許多場合不無炫耀地向很多人傳達過江總書記這條指示。”但卻依然不認為有必有幫汪曾祺滿足那點微末的愿望。---2001年，戎文鳳受賄罪東窗事發(fā)，獲刑十三年。令人感慨的是，她之所以貪贓枉法以權謀私，據稱動機是為自己在北京工作的兒子買房！

    在妻兒的“威脅利誘”下，汪曾祺也頗不情愿、很不專業(yè)地起草遞交過一份請求分配住房的報告。他寫道：“我工作幾十年，至今沒有分到一寸房子……”

    汪氏座師沈從文的遺言是：對這個世界，我沒什么好說的。

    “倘有新式的人”問彌留之際的汪曾祺有何感想，他會說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