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倡導(dǎo)“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還大力提倡趣味主義人生觀。他認為，趣味的標準不在道德觀念，而必須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終”,“勞作、游戲、藝術(shù)、學(xué)問”都符合趣味主義的條件，賭錢、喝酒、做官之類則非。

    就他的標準而言，麻將顯然也是種“趣味”的游戲。1919年，梁啟超從歐洲回國。一次，朋友約他某天去講演，他為難地說：“你們訂的時間我恰好有四人功課。”朋友不解，聽解釋后方知，原來是約了麻將局。

    他在清華講學(xué)時，曾有一句名言：“只有讀書可以忘記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記讀書。”可見，麻將對其誘惑力、吸引力之大。他的很多社論文章都是在麻將桌上口授而成，其文不僅流利暢達，而且感情奔放，頗有特色。

    胡適對麻將原本不屑一顧，但其夫人江冬秀是個“麻將鬼”,嗜牌如命，每當“三缺一”時，他便抵撐不住夫人的糾纏，也偶然為之，但其技藝低下，幾乎每戰(zhàn)皆輸，只好以“手氣不佳”解嘲。

    就這樣，胡適也間接與麻將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他曾諧趣地說，從游戲的特殊愛好上看，可以說英國的國戲是板球，美國的國戲是棒球，日本的國戲是相撲，中國呢？“自然是麻將”.

    他曾在《麻將》中說，中國除有鴉片，八股和小腳三害之外，還有第四害，這就是麻將。“女人們以打麻將為家常，老人們以打麻將為下半生的‘大事業(yè)'.我們走遍世界，可曾有哪個長進的民族，文明的國家，肯這樣荒時廢業(yè)的嗎？”

    有趣的是，上世紀五十年代，他與江冬秀困居紐約，生活拮據(jù)。幸好江冬秀“壘四方城”的功夫十分了得，常打常贏，麻將收入竟成了補貼家用的“計劃內(nèi)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