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災受災戶的典型    蘇東坡眼中的“千里駒”,一輩子被火災攆著跑

    南宋杭州郊區(qū)定居著一個名叫袁褧的讀書人，此人跟蘇東坡頗有淵源--蘇東坡當禮部尚書的時候，袁褧的祖父是禮部郎中，剛好是蘇東坡的下級。袁褧滿月那天，老蘇去袁家賀喜，摸著袁褧的小腦袋對其祖父說：“此兒乃君家千里駒也！”這小子虎頭虎腦，一臉福相，長大了一準為你們袁家增光添彩！

    可惜的是，袁褧沒趕上好時代。他剛到中年，還沒等做官呢，金兵就攻破了開封城，北宋滅亡了，中原淪陷了，神州大地狼煙四起，大宋官民紛紛逃難。袁褧自然也不愿做亡國奴，先是逃到豫東商丘，接著逃到豫南汝州，繼而又在金兵的追趕下渡過長江，跟著宋高宗的鑾駕千里逃亡，先后在南京、鎮(zhèn)江、揚州、杭州等地安家落戶。

    無論在哪個地方，袁褧都住不安穩(wěn)。第一，金兵不時前來劫掠；第二，幾乎他去過的每一個地方都鬧火災。

    公元1130年，袁褧在南京，南京“火藥局”不慎爆炸，引發(fā)了一場火災?；鹚幘质悄纤纬⑸a(chǎn)炮彈對付金兵的兵工廠，平日囤放著大量的硝石、硫磺和木炭，全是易燃物品。七月初六那天早上，一個“作手”（技術員）裝填火藥時用力過猛，濺出了火花，剎那間炮聲震天，地動山搖，火藥局里的工人全部被炸死，方圓三里以內(nèi)的民宅不是被震塌，就是被燒毀。當時袁褧正在火藥局西側不遠處的一個小雜院里租房，因為出門走親戚，僥幸躲過一劫。

    公元1131年，袁褧在揚州，揚州北門外發(fā)生了一起火災。這起火災倒不是爆炸引起的，而是金兵造的孽：一小股金兵進襲揚州，被宋軍殺得七零八落，金兵不服，退走時順手放了一把火，燒毀民宅七十余家。

    公元1132年，袁褧到杭州定居，見識了一場更大的火災：這年農(nóng)歷五月，一場莫名其妙的大火燒毀了杭州城內(nèi)一萬三千多家民宅。袁褧大難不死，帶著母親和老婆逃到了西湖岸邊的漁船上，但是他剛剛購買的房子卻燒成了白地。這場火災之后，袁褧心有余悸，不敢再定居城中，攜家?guī)Э谌ズ贾葸h郊開荒種地，當起了農(nóng)民。

    公元1137年初春（如果按農(nóng)歷計算，則為1136年臘月），杭州再次大火，燒毀房屋一萬兩千多家。此時袁褧已經(jīng)在遠郊某山村定居，大火延燒不到，但是他看到了城市上空的漫天紅光。

    公元1208年，經(jīng)歷多次火災而大難不死的袁褧突然病死于家中，其兒子袁頤記錄了那年農(nóng)歷三月杭州城發(fā)生的又一場特大火災：大火延燒四天四夜，皇宮以北的街區(qū)全被燒毀，大半個杭州夷為平地，至少六萬所房屋變成灰土，連臨安知府都找不到辦公的地方，只好去西湖里的民船上指揮救災。

兩宋三百年，年年鬧火災    皇帝親自過問的大型火災平均每年一次

    以上火災統(tǒng)統(tǒng)出自袁褧父子的私人記錄，雖然切實可靠，但是還不足以刻畫宋朝火災的全貌。在宋朝官方的檔案中，大型火災俯拾皆是，比袁褧父子所記事件要多出幾十倍。

    翻翻《宋史·五行志》就知道，兩宋三百余年，有記載的大型火災共有兩百多次，如果再加上《宋會要輯稿》和《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等史書里的記載，平均每年至少會有一場大型火災出現(xiàn)，其中北宋都城開封發(fā)生大型火災四十四次，南宋都城杭州發(fā)生火災七十三次。這里所說的“大型火災”是指燒毀房屋太多，皇帝在火災過后不得不親自下令采取救濟措施，不包括那些在朝廷檔案中沒有提及的火災。

    特別需要提到的是，有些火災已經(jīng)燒到了皇帝頭上。例如宋太宗雍熙二年“楚王宮大火”（《宋會要輯稿·方域志》），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右掖門外民家遺火，延于內(nèi)庭”（《宋會要輯稿·職官志》）。宋仁宗天圣七年“玉清昭應宮火”,燒毀宮殿“二千六百一十楹”（《宋史·五行志》）。到了紹圣元年，宋哲宗的姑媽荊國大長公主的府邸又被“燒毀七十余間”.宋寧宗嘉泰七年“居民遺火延燒內(nèi)廷六百余間”.開禧元年“崇王元賜第以居民遺火，延燒不存”（以上均見于《宋會要輯稿》）。

火災面前人人平等    辛棄疾和文天祥的住宅都曾失火

    如果說命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火災面前更是人人平等：下起黎民百姓，上至皇親國戚，中至文武大員，都有可能跟火災打一番交道。例如我們所熟知的兩位大名人辛棄疾和文天祥，其住宅都曾被大火燒毀過。

    公元1180年，辛棄疾去江西上饒定居。當時上饒是交通要道，“密邇畿輔，東舟西車，蜂午錯出，勢處便近，士大夫樂寄焉。”（洪邁《稼軒記》，下面列舉的數(shù)據(jù)也出自該文獻）很多朝廷大員都在上饒城里買了房。由于城中住宅過于稠密，辛棄疾擔心會發(fā)生火災，特意在上饒城北的帶湖之畔買地建房。他買的地皮南北長達一百二十丈，東西寬有八十三丈，總面積將近一百六十畝，蓋了整整一百間房，此外亭臺樓榭無一不備，抄手游廊綿延數(shù)里，仍然有八十畝土地空閑著，被他挖成魚池，辟成菜園，開成稻田。

    公元1182年，辛棄疾的豪宅全部竣工，他的好朋友、大哲學家朱熹前去參觀，“以為耳目所未曾睹”（《龍川文集》卷21），從來沒見過如此奢華如此漂亮的大別墅。辛棄疾帶著老婆孩子和七個小妾在此安居，小日子過得非常滋潤，他以為永遠也不會發(fā)生火災--前有大湖、后有土山，又遠離鬧市，失火的可能性確實極小。

    可是辛棄疾的幸福日子只持續(xù)了十幾年，公元1196年深秋，他的別墅在一場大火中燒得片瓦無存，不得不搬到江西鉛山縣，再次買地建房。

    文天祥的遭遇跟辛棄疾非常相似。

    公元1269年，文天祥以狀元身份受到皇太后賞識，受命為宋度宗講易經(jīng)，講了兩年，掙了一大筆錢（宋朝對皇家教師非常看重，每上完一堂課都會有例行賞賜，而且所賞金額非常優(yōu)厚，遠遠超過了正常薪水），遂于1271年回江西老家蓋房。江西廬陵往南百里有一座文山，風景優(yōu)美，泉水甘甜，于是文天祥在文山南麓半山腰里買了一塊地，南北長達三十丈，東西寬達一百丈，他在這塊風水寶地上蓋了一座“種竹齋”、一座“見山堂”、一座“拂云亭”、一座“澄虛閣”,前挖荷塘，后引飛瀑，左面種奇花異草，右面飼養(yǎng)珍禽異獸，地地道道一座山中別墅。該別墅建成以后，“先生酒壺釣具無日不來，夫人步輿輕軒有時而至。”（文天祥《山中堂屋上梁文》）文天祥兩口子經(jīng)常來這里度假。

    文天祥曾經(jīng)很得意地說：“昔晦翁愛武夷而不能家，歐公卜潁水而非吾土。余何為哉？乃幸得之！……自此定居，永為安宅。”當年朱熹先生想在武夷山隱居，卻沒錢蓋房；歐陽修先生晚年在安徽亳州蓋了房，亳州卻不是他的老家。跟這兩位先賢比起來，我文天祥實在是幸運多了：第一，我有錢蓋房；第二，我蓋的房子位于故鄉(xiāng)。所以我要知足，我要永遠在這里定居下去。

    能不能在此永遠定居呢？肯定不能，公元1273年，文天祥的文山別墅建成剛剛一年零四個月，山下農(nóng)夫燒山耕田，將其精心構筑的“見山堂”和“澄虛閣”付之一炬。文天祥沮喪之余，又花錢雇人重建住宅。

    公元1275年，蒙古兵勢如破竹攻入南宋腹地，臨安告急，文天祥將重建后的別墅賣掉，用賣房的錢招兵買馬，起兵勤王，率領一萬人馬上陣殺敵。從某種意義上說，此時他的住宅又毀掉了一次，不過這次不是毀于天火，而是毀于戰(zhàn)火，毀于國仇家恨。

火災頻發(fā)的原因    住宅密度過高+建材易燃

    宋朝發(fā)生那么多火災，原因各別。

    有的是人為縱火，如宋太宗時楚王宮大火就是宋太祖的兒子被宋太宗逼瘋后點燃的。

    有的是雷電引發(fā)，宋仁宗時玉清昭應宮大火就是雷電引起的。

    有的是因為火藥爆炸，例如公元1130年袁褧在南京經(jīng)歷的那次火災。

    有的是因為粗心大意導致小火延燒成大火，如文天祥的文山別墅正是因為山民燒山才引發(fā)了火災。

    但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火災，其背后都離不開兩個最基本的因素：一是住宅的密集度過高，二是建材的易燃程度過強。

    宋朝疆域狹小，人口卻很多，住宅自然緊張。北宋開封城區(qū)面積五六十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一百萬人；南宋杭州城區(qū)面積三四十平方公里（不含水域面積），常住人口竟然高達一百五十萬人（該組數(shù)據(jù)出自日本漢學家斯波義信考證）！若論人口總量，這兩座城市都是當時世界之最。論人口密度，這兩座城市非但是當時世界之最，而且還要高于現(xiàn)在北歐國家的很多中心城市。如果我們再考慮到建筑技術的限制，宋朝民居多為單層平房，很難建成多層，更難建成高層與小高層，則當時建筑的稠密程度可以想見。

    宋高宗紹興三年農(nóng)歷十一月，在一場小型火災發(fā)生過后，宋高宗痛定思痛，強行規(guī)定每個社區(qū)周邊都要各留四丈空地以作“火巷”,如果一個社區(qū)發(fā)生火災，至少可以通過寬曠的火巷來隔阻火苗，使其不至于延燒到相鄰社區(qū)。但是杭州知府梁汝嘉拒不執(zhí)行這一道圣旨，為啥？城區(qū)里的北方難民太多，達官貴人太多，居住需求瘋狂上漲，杭州房價呈百倍速度暴漲，針尖大的地皮都恨不得蓋成房子，即使朝廷強行拆除民宅、開辟火巷，隔不了仨月，火巷當中又會冒出不計其數(shù)的新房子，政府拆不勝拆，防不勝防，與其阻攔，不如順其自然。

    說到南宋杭州房價之高、房地產(chǎn)開發(fā)之火爆，《三朝北盟會編》有幾例可以作證：宋高宗的御醫(yī)王繼先冒著被砍頭的風險做了開發(fā)商，“于都城廣造第宅，起蓋房廊，收領賃值。”宋高宗的親舅舅韋淵在杭州、鎮(zhèn)江、蘇州、嘉興等四個城市同時興建聯(lián)排公寓，對外出租，平均每天可以得到兩萬文的租金收入。曾經(jīng)與岳飛同時抗金的名將張俊、大將韓世忠在宋金議和之后也都涉足房地產(chǎn)開發(fā)，張俊僅在杭州就開發(fā)了幾萬間簡易房，平均每天可以得到兩百萬文的租金收入。

    這些帶著“紅頂子”的開發(fā)商手眼通天，神通廣大，強占官街，填埋運河，豈能預留火巷與消防通道？搞得杭州住宅鱗次櫛比，一家失火，家家失火，延燒起來比導火線都快。

    與此同時，火災出現(xiàn)得越是頻繁，老百姓重建家園的成本也就越高，為了減少成本，杭州民宅從瓦頂變成席頂，從席頂變成草頂，易燃性越來越強，引發(fā)火災也就越來越容易。

如何應對火災    遇火直接拆房，“放火”被列入十惡

    跟今日中國大陸的消防隊一樣，宋朝的消防隊也大多屬于軍隊編制。在北宋開封，每隔三百步（這里的“步”并非步行的步，而是量地弓的基本長度，一步為五尺，折合今天一米五）設一個“軍巡鋪”,兼管治安及消防，相當于派出所兼消防隊。每個軍巡鋪發(fā)放長矛若干、弓箭若干、水桶若干、火叉若干、鐵錨若干、斧鋸若干、消防梯若干（參見《東京夢華錄》卷3《防火》）。弓箭用于捕捉盜賊，水桶、火叉、鐵錨等物自然用于防火。水桶可以滅火，火叉、鐵錨、斧鋸可以用來干嗎呢？答案是拆房。宋朝沒有消防車，沒有高壓水槍，大火一起，無法撲滅，只能退而求其次，將燃燒范圍控制住，使已經(jīng)燃燒的地帶盡快燒完，盡可能不引燃相鄰房屋。怎樣控制燃燒范圍呢？最常見的做法就是用斧鋸、火叉、鐵錨拆房，使墻體倒塌下來，一是可以降低火苗的高度，二是能讓倒塌的墻體壓滅一部分火苗。跟今天相比，當時的消防技術還是非常落后的。

    為了彌補技術上的不足，宋朝政府試圖用嚴刑峻法來控制火災發(fā)生的頻率。在北宋法典《宋刑統(tǒng)》與南宋法典《慶元條法事類》當中，“放火”均被列入十惡。十惡是最高級別的刑事犯罪，包括謀反、篡位、兒女謀殺父母、妻子謀殺丈夫等等，像這類犯罪在古代中國通常是“遇赦不赦”,無論遇到什么情況都不可以減刑。

    宋高宗紹興元年，紹興大火，延燒民房近千間，死者約七百人，事后朝廷調(diào)查罪魁禍首，竟然找不到始作俑者。宋高宗大怒，命令從紹興試行防火保甲法：每相鄰十家為一保，每相鄰十保為一團，以后無論哪一保、哪一團發(fā)生火災，都要交出引火之人，如果交不出，同保、同團之人一起承擔責任。

    此法屬于中國歷史上既臭名昭著又源遠流長的連坐法，無論在法理還是在情理上都說不通，野蠻之極，可是也確實能收到一定成效：百姓之間互相監(jiān)督、風險共擔，朝廷監(jiān)管起來就容易多了，雖然不能杜絕火災，至少能降低火災發(fā)生的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