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中國紅十字會還處于草創(chuàng)時期，卻突然碰上一場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信譽危機。
危機是由一名廣東籍奇女子引發(fā)的——她叫張竹君，廣州人，女醫(yī)師，因從小接觸西學，思想非常西化，經(jīng)常“頭戴禮帽，一身男式西裝，乘坐無頂小轎，或滑竿，穿街過市”;也多次在“演說會”上發(fā)表抨擊“封建禮教”的講演，有“女界梁啟超”之稱。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南北交戰(zhàn)。戰(zhàn)爭是殘酷的，每天都會制造傷亡。當時在上海開辦醫(yī)院與女校的張竹君，便發(fā)起成立一個“中國赤十字會”,宣布“本人道主義，救護因戰(zhàn)受傷之人，不論何方面人，視同一體”的宗旨，赴前線救援傷員。
在“中國赤十字會”成立之前，中國其實已經(jīng)有一個“大清紅十字會”,那是由原來的“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改組而成的官立紅會，盛宣懷曾擔任過會長。武昌起義發(fā)生后，“大清紅十字會”因為具有濃厚的官辦色彩，難以中立；又因為官僚體制的僵化，運轉(zhuǎn)不靈。而“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締造者、上海紳商沈敦和，非常不滿紅十字組織的官方化，干脆自立門戶，再造“萬國理事會”,成立“中國紅十字會”,并派出三支救護醫(yī)療隊奔赴前線救護傷員，在漢口等戰(zhàn)地成立野戰(zhàn)醫(yī)院，“救人宗旨不分革命軍、官軍”.
就這樣，在1911年10月的大上海，出現(xiàn)了兩個紅十字組織，一是新派女性張竹君發(fā)起的“中國赤十字會”,一是上海紳商沈敦和領銜的“中國紅十字會”.遙遠的北京城內(nèi)，還有一個近乎癱瘓的“大清紅十字會”.
就在這個時候，張竹君在上?！睹窳蟆飞习l(fā)表一封公開信《張竹君致沈仲禮書》（仲禮為沈敦和之字），對沈敦和領導的中國紅十字會發(fā)起凌厲攻擊。公開信說：“公（指沈敦和）之罪尚可數(shù)乎？日俄一役，公異想天開，以萬國紅十字會搜刮資財；未幾而萬國紅十字會變?yōu)榇笄寮t十字會；及川鄂事起……公又將大清紅十字會變?yōu)榧澽k紅十字會。始之變也，殆欲掩外人之資也；繼之變也，又欲掩全國官民之資。”指責沈敦和一再改組紅十字會，無非是為了掩飾私吞善款的貪贓行為。
張氏公開信又說，沈敦和組織萬國紅十字會時，廣東方面“匯至公處者二萬金，他國他省可以類推，而公未嘗有一次報告”;“公倘尚恤人言，則請將八年來收支之數(shù)報告，否則當以吾粵所捐二萬金還諸吾粵”.要求沈敦和公開紅十字會的財務開支，自證清白，否則，她張竹君將代表粵人討回當初捐給萬國紅十字會的“二萬金”.
張竹君的這封公開信，對沈敦和個人的聲譽和紅十字會的公信來說，殺傷力都是非常大的。沈敦和將如何自證清白呢？
沈敦和選擇在《申報》發(fā)表回應張竹君質(zhì)疑的公開信《沈仲禮駁張竹君女士書》，公開信中，沈敦和首先說明了他與同仁締造紅十字會的艱辛歷程：1904年，因看到日俄戰(zhàn)爭導致出現(xiàn)大量傷員，沈敦和等紳商發(fā)起成立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派員進入東北戰(zhàn)地救濟和運送難民。日俄戰(zhàn)爭結(jié)束，清政府將萬國紅十字會改組為大清紅十字會，強化了官方控制。但這是沈敦和一直反對的。沈氏認為，“中國之有紅十字會，于今八年，國家承認，全球承認，而始終不離乎紳辦，本無所掩，更何所謂變乎？”張竹君指責沈敦和“善變”、“竊慈善二字欺世盜名”,應該說是不合事實的。
沈敦和又解釋說，自紅十字會成立以來，他本人一直沒有經(jīng)手任何公款，“鄙人辦理慈善事業(yè)，雖募款三百余萬，未嘗經(jīng)理銀錢，紅十字會財政歷由會計總董施子英觀察主持，逐年賬目俱在”;“總董文案及管理銀錢者兼為查賬董事，賬目至少一個月查一次”.之所以最后結(jié)算的賬目未造冊公告，是因為紅十字會投資的公益項目目前剛剛完工，“施觀察正在趕造報銷，以副中外捐戶樂觀厥成之意。造竣后自當刊冊宣布，女士拭目俟之可矣”.
沈敦和一一回應張竹君的詰難，沒有回避即使是最尖刻的質(zhì)問。從當時的社會反饋來看，沈敦和的“危機公關”是成功的，張竹君咄咄逼人的發(fā)難，并未讓紅十字會的信譽受損，公眾對紅會的支持未見減退。張竹君似乎也無心戀戰(zhàn)，放了一炮之后便偃旗息鼓了，連她組織的“赤十字會”也很快解散。
很奇怪張竹君為什么要突然向沈敦和開炮，沈敦和以為是出于私怨--8年前，張竹君曾要求萬國紅十字會派她赴東北救護傷員，但沈敦和最終沒有派給她任務，讓她一直耿耿于懷。但沈敦和大概低估張竹君，這位“女界梁啟超”怎么可能如此小肚雞腸。張竹君其實另有大圖--在開往武漢的“中國赤十字會”救護團中，有4名并無醫(yī)護執(zhí)照并使用化名的“男女醫(yī)生”,分別是黃興、宋教仁、陳果夫、徐宗漢。原來張竹君炮打沈敦和的“中國紅十字會”,意在樹立“中國赤十字會”的主導權(quán)，掩護革命黨人進入戰(zhàn)地。
沈敦和以及他組建的“中國紅十字會”在張竹君別有用心的突襲之下，之所以能夠保全信譽，主要應得益于兩個因素：
一是沈敦和本人的信用。沈氏出身于紳商之家，家境殷實，他本身也受過歐美優(yōu)良的教育，歸國后為洋務派大員所賞識，協(xié)助辦理洋務，并主持社會公益事業(yè)，在上海紳商中威望很高。以他的身份、財富、聲望、地位，完全沒有必要借紅會之名撈錢。他在國家危難之際，組建紅十字會，是傳統(tǒng)士紳精神的體現(xiàn)。晚清時期的東南社會，活躍著一個富有公共關懷又有號召力的士紳--紳商群體，當時的人們對此并不陌生。所以，當沈敦和說：“鄙人之于紅十字會，薪水夫馬絲毫無所取，本非圖利而來。”公眾是相信的。
二是紅十字會本身已初步建成一套值得信賴的制度。晚清、民國時期的慈善組織都有一個慣例，即定期在《申報》、《大公報》等報章上刊登鳴謝廣告，將每一筆捐款的數(shù)額一一列出，以示感謝，同時也接受社會監(jiān)督，這種廣告叫做“征信錄”.有些慈善組織也會自己編印“征信錄”,將一個結(jié)算期內(nèi)的各項收支明細，羅列在冊，分送社會各界。沈敦和主持的紅十字會，也一直按照慣例刊登、編印“征信錄”.今天在舊書攤中，還可以找到一些中國早期紅十字會的“征信錄”,學者謝泳先生便淘得一冊編印于1928年的《中國紅十字會時役醫(yī)院征信錄》。
沈敦和曾參與組建的華洋義賑會，其財務制度尤其周密：每一年，總會的事務所司庫都會將本年度總會和各分會資產(chǎn)、收支、負債、積存、賑款用途等情況，一一造冊列明，向執(zhí)委會報告，執(zhí)委會則聘請第三方機構(gòu)對年度收支狀況進行核查，審查無誤后，匯總編入總會賬目，并編印成《華洋義賑會年度賑務報告書》（即“征信錄”），以中英文公之于眾。
士紳的精神，周密的制度，這是近代中國民間慈善事業(yè)得以大放異彩的兩大因素。
據(jù)《南方都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