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30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在召開，突然一個身著灰布長衫的中年男子從虛掩的后門闖了進來。

　　機警的李漢俊連忙攔住他，問他找誰，來人聲稱找“社聯(lián)的王主席”.李漢俊告訴他“社聯(lián)”不在此樓，要他離開，但此人卻站定環(huán)視四周后方才離去。

　　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建議立即休會，“分途”轉移他所。代表剛剛轉移十幾分鐘后，大批巡捕包圍了住宅。

　　為什么中共代表大會上會出現(xiàn)敵探？消息是如何被偵查到的？請看國家行政學院劉崢教授的解讀……

日本提前得到準確情報

　　據(jù)日本歷史學家石川禎浩的著作《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中記載，就在中國共產黨宣布成立之時，日本警視廳已經得到了準確的情報：

　　月末得到的情報說，“上海支那共產黨”近期將召集各地（北京、上海、廣州、蘇州、南京、蕪湖、安慶、鎮(zhèn)江、蚌埠、濟南、徐州、鄭州、太原、漢口、長沙）代表開會，日本人也將參加。

　　文章接著分析說：

　　這份情報雖然把預定開會日期誤作“6月30日”,但僅僅與準確開會日期相差無幾，開會地點卻是準確無誤的“上海法租界貝勒路”,即現(xiàn)在的中共一大會址所在的“黃陂南路”,不見得是虛報。

　　與歷史相對照，這份情報無疑是“相當”準確的：“上海法租界的貝勒路樹德里3號”即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現(xiàn)興業(yè)路76號）--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會址。“包打聽”和后來的巡捕闖入的時間也正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之時。

　　那么，當時的日本情報機關是如何偵察到這一情報的呢？石川禎浩的著作中也沒有能給出答案：

　　這份報告沒有涉及情報來源，我們不知道警視廳是通過何種渠道搞到這份情報的。但是，按照當時的外交慣例來考慮，日本警方的情報肯定是通報給了駐上海的各國當局。上海的租界當局很可能基于這些情報加強了警戒。

　　那么，日本警視廳是如何搜集到中共一大情報的呢？

可能來源之一：對施存統(tǒng)的監(jiān)視與偵控

　　日本警視廳所搜集到中共一大情報的可能來源之一是對旅日中國留學生施存統(tǒng)在日本的監(jiān)視與偵控。

　　年6月，施存統(tǒng)經戴季陶介紹和推薦，來到日本讀書，住在戴季陶的日本朋友宮崎滔天的家里，而宮崎滔天的長子宮崎龍介，是日本著名社會活動家，曾經是東京帝國大學新人會的發(fā)起人之一。施存統(tǒng)剛到日本時與無政府主義分子有過接觸，使得日本警察的監(jiān)視網(wǎng)開始對施存統(tǒng)進行偵查。

　　經過一段時間對施存統(tǒng)行動、住宅、通訊等方面的監(jiān)視，日本負責擔任中日之間“防范無政府共產主義”的警視廳外事科發(fā)現(xiàn)，施存統(tǒng)就是“極端地排斥儒教否認忠孝的《非孝》的作者”,“出入宮崎滔天家，并購閱支那報紙雜志”的人。

　　隨即日本警視廳加大了對施存統(tǒng)的監(jiān)視與偵控。

　　一段時間以后，1921年4月23日，日本警視廳的報告稱：“施存統(tǒng)已經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而是一邊與陳獨秀、李達等上海共產黨互相聯(lián)絡，一邊與正在籌備成立日本共產黨的堺利彥、高津正道等日本社會主義者接觸”,成為日本警視廳要“注意的支那人”.從現(xiàn)存的資料來分析，日本警視廳是通過對施存統(tǒng)發(fā)往國內信件的非法檢查而發(fā)現(xiàn)端倪的。

　　報告進而稱：“施存統(tǒng)有同上海該主義者鶴某（即李達）與我國（指日本）社會主義者共謀近期于上海召開秘密會議商議該主義之宣傳方法之疑。”而李達寄往日本的信件及日本社會主義者準備發(fā)行的秘密刊物，都是由施存統(tǒng)接收、轉交、傳遞，這時的施存統(tǒng)已經充當了“溝通中日兩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橋梁”的角色。

　　但眾所周知，出席一大會議的旅日代表是周佛海，而不是施存統(tǒng)，他們兩者之間是什么關系？

最重要的可能性：施存統(tǒng)信件被日方截獲

　　當時，周佛海在日本鹿兒島的第七高等學校學習。陳獨秀寫信要施存統(tǒng)聯(lián)絡日本同志，實質就是指施存統(tǒng)與周佛海兩人，以及當時在日本的彭湃、楊嗣震和林孔昭等中國人。而日本警視廳在監(jiān)視其往來信件時，誤認為還有日本本土人士如高清正道、山崎今朝彌等在準備成立共產黨。

　　而偏偏此時高清正道出版了一篇介紹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文章《支那的布爾什維克運動》，文章中不但非常具體而詳細地列舉了中國“布爾什維克信奉者”的真實姓名，如陳獨秀、李大釗、戴季陶等，還列舉了機關刊物《共產黨》，最為不應該的是把活動內容和地方組織所在地也公布于眾。據(jù)高清正道講，此文是經過施存統(tǒng)的指教，為此還深表感謝。

　　這無疑也為日本警視廳偵探中國共產黨成立及大會事宜，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建黨初期，由于在年輕的革命者中普遍存在的建黨心情迫切、保密知識匱乏，以及自我保護意識欠缺等罅漏，又受到1919年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和勝利后喜悅的充斥，安全已經被逐漸淡忘。到了1921年的5月，處在反動勢力高壓下的施存統(tǒng)已經頻繁領教到日本警察的騷擾，時常被日本警察跟蹤，一舉一動都受到監(jiān)視。接著，1921年6月，施存統(tǒng)被日本警視廳逮捕，并“接受警視廳外事科的訊問”.蹊蹺的是，此時正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到達上海，中共代表準備在上海召開一大的時間。

　　由此分析，上海通知“日本同志”出席上海中共成立大會的信件，可能早就被日本警視廳所截獲。

資料鏈接:闖進一大會場的“包打聽”

　　包打聽是以服務于上海各個帝國主義租界，用于負責打探對租界治安、秩序等不利行動或活動的密探、巡捕、捕房的俗稱。負責監(jiān)視、監(jiān)管社會面，對可能給其統(tǒng)治和治安造成威脅的一切組織和活動嚴加防范。其中，中國共產黨地下黨組織是他們要捕獲的最大目標。

　　闖進中共一大會場的“包打聽”叫程子卿，江蘇鎮(zhèn)江人，1885年出生，1900年到上海謀生，在碼頭做搬運工時與洪幫頭子黃金榮結識并拜為兄弟。1905年，洪幫為在法租界找到依托，經黃金榮介紹，派程子卿進入法國巡捕房，先后任巡捕、政治組探長、政治部主任。以后也曾為社會進步人士做過一些有益的事情，曾引起國民黨右翼分子的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