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提出著名的“脫亞入歐論”.伴隨著明治初期“富國強兵”政策的實施和擴軍備戰(zhàn)，日本在與歐美列強修好的同時，以武力從南、北兩個方向向亞太地區(qū)擴張的對外政策已經(jīng)比較明朗。而這樣的政策，矛頭最終指向中國。1887年，參謀本部第一局局長小川又次提出《征討清國方略》，其中提到：“自明治維新之初，常研究進取方略，先討臺灣，干涉朝鮮，處分琉球，以此斷然決心同清國交戰(zhàn)。此國是實應繼續(xù)執(zhí)行。”這就把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國策，進行了最好的表述。

　　日本的這種擴張意識令人印象深刻。記得山縣有朋還提出了“主權線”和“利益線”的概念。

　　姜鳴：1889年12月，日本根據(jù)“明治憲法”組成了山縣有朋內(nèi)閣。1890年3月，山縣在他的對外政策意見書中，提出了“利益線”的主張，即在防守日本固有領土疆域的“主權線”之外，還必須保衛(wèi)“利益線”,并指出日本“利益線的焦點”是朝鮮，與此相關的還有中國、琉球、越南、緬甸。山縣有朋在日本第一屆國會上發(fā)表施政方針的演說，公開了他的“維持國家獨立、伸張國勢”的對外主張：“蓋國家獨立自衛(wèi)之道有二：一曰守護主權線，二曰保護利益線。所謂主權線，乃為國之疆域。所謂利益線，乃與主權線之安危密切攸關之區(qū)域。如若不保主權線及利益線，則國將不國。方今于列國之間，欲維持一國之獨立，獨守主權線已不足，非保護利益線不可。”標志著作為近代日本國策的以大陸政策為主體的亞太政策，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即甲午戰(zhàn)爭以前已基本形成。

　　中國方面當時是否意識到日本的挑戰(zhàn)呢？

　　姜鳴：中國政治家很早就看出日本崛起對中國生存的威脅。在民族存亡的競爭中，日本將成為中國的最主要的假想敵。1874年底，李鴻章就指出：“泰西雖強，尚在七萬里以外，日本則近在戶闥，伺我虛實，誠為中國永遠大患。”為了防御日本侵略，他疾呼重視海防，組建北洋海軍。他說：“今日所以謀創(chuàng)水師不遺余力者，大半為制馭日本起見。”

　　人們常常引用李鴻章1876年1月24日會見日本使臣森有禮的一番很有意義的對話。李問：你怎么看中西學問？森答：西國所學十分有用，中國學問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舊樣，已無用了。李問：日本西學有七分嗎？森答：五分尚沒有。李問：你們連衣冠都變了，怎說沒有五分？森答：這是外貌，其實在本領尚未盡學會。敝國上下俱好學，只學得現(xiàn)成器藝，沒有像西國從自己心中想出法兒的一個人。李鴻章沉思道：久久自會有之。

　　但大家很少引用他們后面繼續(xù)的對話。森說：據(jù)我看來，和約沒甚用處。李反駁道：兩國和好全憑條約，怎能沒用？森說：和約不過為通商事可以照辦，至于國家舉事只看誰強，不必盡依著條約。李說。此是謬論！恃強違約，萬國公法所不許。森說：萬國公法亦可不用。李說：叛約背公法，將為萬國所不容。他還指著桌上酒杯打比方說：“和”是和氣，“約”是約束人的心，如這酒杯，圍住了，酒就不會泛溢。森答：和氣無孔不入，有縫即去，杯子如何攔得住呢？

　　從他們的對話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政治家信奉叢林法則，他們早將國際法看透了。

　　您剛才指出，清政府建設海軍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對付日本，可是面對日本在戰(zhàn)略上的步步緊逼，我們似乎看不到清政府在軍事、外交方面的準備？

　　姜鳴：準備還是有的。從1874年至1894年間，中日兩國的軍事對峙或沖突共有四次：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船民被臺灣土著居民殺害出兵臺灣，清政府以支付五十萬兩白銀的代價換取日本退兵；1879年日本廢琉球國改設沖繩縣，清政府雖多次談判交涉，最終卻不了了之。這兩次事件促使清政府重視海防，發(fā)憤建設海軍，并使中國在中日海軍發(fā)展競賽中超出日本。在1882年朝鮮“壬午事變”中，由于中國海軍迅速運兵入朝，把朝鮮攝政王大院君抓到保定，非常強勢，遏止了日本介入的企圖；1884年朝鮮“甲申政變”,清軍再次入朝，使得日本擬趁機侵略朝鮮和中國的企圖無法實現(xiàn)。此外，北洋海軍的主力艦只還在1886、1891、1892年三次訪問日本，向日本展示中國鐵甲艦的威力。

　　在“壬午事變”的時候，中國比日本要強得多。但是日本單獨與朝鮮談判，提出“暴民”曾造成日本僑民的死傷，要求朝鮮賠償。朝鮮政府答應賠償，并答應保護日本僑民、允許日本在朝駐兵。對于這次朝日交涉，張佩綸是堅決反對的，他說日本人憑什么提那么多的要求，我們索性發(fā)兵打到日本去。但李鴻章拒絕打仗，他認為這是不可能的。

　　“甲申政變”是指1884年12月朝鮮發(fā)生的流血政變。以金玉均為首的親日的開化黨人暗殺守舊派大臣，占領王宮，主張改革內(nèi)政，脫離中國獨立。袁世凱率駐朝清軍鎮(zhèn)壓了政變，但日本借口日本公使受到攻擊，使館被焚燒，而與朝、中展開交涉。最后，伊藤博文來華談判，簽訂《天津?qū)l》，確定中日均從朝鮮撤兵；今后朝鮮有事，兩國或一國要派遣軍隊，應先行知會對方，一俟達到目的，應立即撤回。李鴻章認為雙方照約退兵，于全局有益，卻沒料到這個條約為后來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埋下了禍根。

　　當時，清政府剛剛經(jīng)歷了鎮(zhèn)壓國內(nèi)太平天國起義的十幾年內(nèi)戰(zhàn)，還有平定西北回民起義和驅(qū)逐阿古柏勢力入侵新疆的戰(zhàn)爭，總體上國力衰落，缺乏再做戰(zhàn)爭的精力和實力。日本吞并琉球的時候，琉球國王派使節(jié)向華求救。李鴻章表示同情，但私下表示不可能為琉球的幾個島嶼和日本人開戰(zhàn)。此時，日本經(jīng)歷明治維新，中國經(jīng)歷洋務運動，但一個處于上升、一個處于下降，在二十余年里，漸漸地拉開差距，最終兩國的態(tài)勢發(fā)生了易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