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11日，一名在戰(zhàn)后昭和史上幾乎無人不曉的傳奇女性因病于東京都內的醫(yī)院去世，享年八十一歲。日本《文藝春秋》雜志用“壯絕的一生”來對其蓋棺。唯一得到消息的政界人士、現(xiàn)任執(zhí)政民主黨干事長小澤一郎立即趕赴醫(yī)院，在亡者的靈床前，手撥念珠，凝視良久，最后流淚訣別：“媽媽，永別了。謝謝您長年的關照。”

　　這位被小澤稱為“媽媽”的女人，即小澤的恩師、自民黨大佬田中角榮的秘書、其最大的后援組織“越山會”的掌門人佐藤昭子（AkikoSato）。越山會的名稱，系由來于田中角榮1947年初次當選眾議院議員后所使用的號“越山”.盛期時擁有會員近十萬名，甚至不乏在野黨的擁躉。而越山會的執(zhí)牛耳者，即被日本媒體稱為“越山會金庫”、“越山會女王”的佐藤昭子。作為草隸出身、魅力四射的“卡里斯馬”型黨人政治家，田中的一切都會被政壇長久克隆，其政治后援體制亦不在話下。越山會模式被認為是維系政治家票倉和錢袋的有效途徑，此后頗不乏效顰者，著名者如小澤一郎及其“陸山會”.

　　佐藤昭子原名佐藤昭，1928年8月5日出生于新澙縣的港口城市柏崎市枇杷島。父母開一爿日用雜貨店，昭子是幺女。五歲喪父；隨后幾年，次兄、姐姐、長兄依次病故；1944年，于新澙縣立柏崎高等女校在學時，相依為命的母親也撒手人寰，昭子成了煢煢獨立的天涯孤女，時年十五歲。角榮與昭子的初次邂逅是在戰(zhàn)后初期1946年。是年田中角榮初次參選，為競選而遍訪家鄉(xiāng)父老鄉(xiāng)親，昭子的小雜貨店也是一個行腳處。時角榮二十七歲，昭子十七歲。

　　是年9月，昭子初婚，丈夫是角榮在選舉中的游說助手、同時主辦一個同人刊物的文學青年。翌年，夫婦倆進京，靠角榮的關系，于東京飯?zhí)飿蛞粠ч_了一家名為“田中土建”的電氣工程公司。旋即，兒子降生，由“教父”角榮親自命名。幾乎與此同時，角榮二度參選，首次當選為眾院議員。進而于1948年就任法務省政務次官后不久，遭遇“碳礦國管疑獄”事件被捕，后被判無罪。

　　昭子夫婦的公司在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經營陷入困境。昭子把母親留下的家產變賣，以解燃眉之急，但丈夫此時卻有了其他的女人，婚姻告破裂。角榮看到昭子的困境后，對她說“做我的秘書吧”,于是，昭子把幼子留給丈夫，凈身出戶。從1952年2月23日起，跟隨角榮左右，凡三十三年。

　　1954年，昭子二度走進婚姻殿堂，第二任丈夫是一流大企業(yè)的精英白領。結婚式上，時貴為自民黨副干事長的角榮客串無依無靠的昭子的親屬，一時間傳為佳話。三年后，女兒出生。彼時正值角榮以三十九歲年紀就任郵政大臣。繼而，1961年任自民黨政調會長；1962年任大藏大臣；1965年，以四十七歲的年紀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自民黨干事長，開始以前所未見的速度向首相寶座沖刺。

　　1962年，昭子二度離異。一個人抱著女兒應對在黨內如日中天的田中的秘書事務，成為越山會和位于平河町砂防會館內的田中事務所的主宰者。作為秘書，昭子并不是那種上班來下班走、只應付“分內”工作的單純事務型秘書，她不僅掌管角榮金庫的出納，而且要與各大媒體的政治記者們打交道，以收集信息、培植親田中的政治土壤和輿論。事實上，早年的名記者、原共同通信社的麓邦明和原《東京時報》的早坂茂三后正式成為角榮的秘書，與昭子的工作是分不開的。據(jù)曾跟蹤報道田中活動十數(shù)年的？時事通信社記者增山榮太郎回憶：

　　在政調會長的傳達室里，有一位妙齡苗條、颯爽英姿的女性，那就是昭小姐。她氣場頗強，很快就跟記者們混得很熟，常邀請我們“去喝酒吧”,然后就帶我們去新橋的一間酒吧，對店里的女招待說“對這些先生們好一些”,宛如大姐大。在店里，有時還陪我們跳舞，那舞跳得可真地道。

　　角榮身邊除了數(shù)名秘書外，還有黨內眾多的“田中派”青年國會議員左右相伴。包括小澤一郎在內的今天尚健在的一些政壇大佬，都習慣管昭子叫“媽媽桑”或“姐姐”.一位當時負責編輯越山會機關刊物《月刊越山》的田中事務所工作人員回憶說，每到選舉階段，昭子跟什么人談話時，時常會以很大的聲音說：“需要幾個億？”“明白了，我來收集。”然后就見東京佐川急便的老板渡邊廣康到事務所來，跟昭子磋商。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角榮習慣一大早在宅邸會客，大約上午十點左右來事務所。出發(fā)時，目白（即田中宅?。┓矫鏁騺黼娫?，告知“先生現(xiàn)在已經出去了”.這時，昭子會從辦公桌的抽屜中拿出一面鏡子，然后對鏡整理一番頭發(fā)。平時，偶爾也會對周圍的人半嗔怪、半炫耀地說：“我不在，老爺子什么都動不了的……”令人感到即使是獨擋一面的女中豪杰，骨子里也還是個如水的女人。

　　1972年6月，田中出版《日本列島改造論》，引起地震般的反響。一個月后，出馬競選自民黨總裁，以絕對優(yōu)勢擊敗宿敵福田赳夫，登上首相的寶座，這也是角榮和昭子的鼎盛期。然而，好景不長，兩年后的1974年10月，《文藝春秋》雜志推出兩篇重磅調查報告，一篇是著名政治記者立花隆的《田中角榮研究--其金脈與人脈》，另一篇是兒玉隆也的《寂寞的越山會女王--另一種田中角榮論》。前者嚴肅、深度，以詳盡的第一手材料揭開了田中政治“現(xiàn)金流？的蓋子，廣為人知，作者也一躍躋身一流作家的行列；與前者相比，后者則使出小報娛記的解數(shù)，將矛頭對準昭子，旨在披露政治幕后的丑聞和八卦。兒玉在報道中如此描繪道：

　　佐藤昭，四十六歲，一個有著像男人一樣的名字的女人。她坐在背朝窗子的桌前，僅憑給自治省的報告，便舉重若輕地運作年約二十億日元的政治獻金（以越山會為主體的田中派1972年度政治獻金的總額）。雖說需仰仗其主子田中角榮的指示，但她無疑有相當?shù)牟昧繖唷？梢哉f，了解資金的進項與出項之全貌者，非她莫屬。她被麇集在權力周圍的人們稱作”佐藤媽媽“或”媽媽“,正？與田中角榮的權力互為表里的存在。

　　令昭子最難堪的是，兒玉的報道披露了其此前鮮為人知的孤苦的身世，除兩度婚姻外，還有成為角榮秘書前，其在新橋的酒吧里做陪酒女郎的經歷。她在角榮去世后的翌年，為《新潮45》雜志撰寫的一篇題為《我的〈田中角榮日記〉》的文章中寫道：

　　那個報道出來的時候，我悲憤到了極點……干脆說吧，被曝光的過去，是我在新橋打工的經歷。對我來說，那件事是人生的羞恥。我從未對任何人說起過，也不想被任何人知道。

　　兒玉的報道無視日本新聞界一向墨守的不拿政治家下半身說事的不成文行規(guī)，基本屬于”狗仔？行為。正是在某種極度的恐懼、羞憤之下，她把自己的名字“昭”改為“昭子”,受傷之深可想而知。更糟糕的是，兒玉報道出籠后，昭子的愛女敦子遂成了小報和周刊雜志的記者們追獵的目標，連上學的路上都會遭到圍堵。也許是出于一絲惻隱之心，報道本身雖然未碰其女之事，但丑聞的發(fā)酵效應客觀上還是把敦子變成了犧牲品。敦子雖然出生于昭子與第二任丈夫婚內，實際上卻是昭子與角榮的孩子。對此，昭子后來承認：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