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像

　　被史家稱為中國近代史上關(guān)鍵人物之一的翁同龢（1830-1904年），從最初入弘德殿授讀同治帝，繼而入毓慶宮授讀光緒帝。“兩朝帝師”的特殊身份，前后長達三十多年的帝師生涯，無論對于翁同龢的個人命運，還是晚清政局的走向，都不失有重要的關(guān)系和深遠的影響。

　　繼父述志，入值弘德殿

　　位居乾清宮西南的弘德殿始建于明代，初為召見臣工之處，清代為皇帝辦理政務及讀書場所。

　　翁同龢初為帝師，始于1865年（同治四年）。清朝自康熙年間確立上書房課讀制度起，規(guī)定皇子六歲起接受系統(tǒng)教育。1862年（同治元年），六歲的載淳即位，改元同治。為了讓幼帝早成大器，成就一番文功武略的大業(yè)，兩宮太后發(fā)布懿旨：禮部尚書前大學士祁寯藻、管理工部事務前大學士翁心存、工部尚書倭仁、翰林院編修李鴻藻，均在弘德殿授讀。四位帝師學問淵博，德高望重，為時所推，且各有所長，均能獨當一面。不過，因當年年底翁心存的去世，弘德殿人手吃緊。當時，祁寯藻因古稀年邁，不常到班；李鴻藻又兼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不久增派了徐桐入值，書房事務依舊忙不間歇。鑒此，由恭親王奕征得兩宮太后批準，1865年12月28日下旨：“詹事府右中允翁同龢，著在弘德殿行走。”

　　三十六歲的翁同龢進入帝師之列，既有自己身為咸豐狀元的品學出眾，也有父親翁心存留下的德澤所被。繼父述志，父子啟沃一帝，翁同龢自是感恩于心。

　　培養(yǎng)圣主的帝師一職，堪比肩負著國運的重任。初次履職的翁同龢未免心懷忐忑，為此兢兢業(yè)業(yè)。但授讀弘德殿的經(jīng)歷，又遠非人們想象得那么引為自豪。

　　接旨第二天，兩宮太后在養(yǎng)心殿召見了翁同龢，再三鼓勵他盡心教導，并當面告誡小皇帝“須聽話，勿淘氣”.隨后，他又及時拜會了倭仁、李鴻藻、徐桐等諸臣。倭仁（1804-1871年），字艮峰，蒙古正紅旗人，道光進士，為名重一時的理學大師； 李鴻藻（1820-1897年），字蘭孫，直隸高陽（今屬河北保定）人，咸豐狀元，系咸豐帝生前選定的載淳老師；徐桐（1819-1900年），字蔭軒，漢軍正藍旗人，道光進士，翰林院編修。借以走訪、請教幾位入直弘德殿的前輩，翁同龢就禮節(jié)等相關(guān)情況有了初步了解。

　　因為事關(guān)王朝根基的穩(wěn)固與否，兩宮太后對同治帝的啟蒙教育，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和嚴格的要求，既明確了皇帝學習的目的和原則，又委派恭親王奕總司稽查，惠親王綿愉督責日常事務，并按定制安排了書房日常作息時間和功課內(nèi)容：每日先拉弓，次習蒙古文，讀滿文，最后讀漢文；上課時間開始時只讀半天書，八歲起改為全天；誦讀與討論，二者不可偏廢，讀書之余與師傅隨時討論，以古證今，摒除虛儀，務求實際；三年后練習步射，十歲后練習打槍；入學后每隔五日，于下書房后在宮中長弄學習騎馬等等。

　　同治帝少時天資粹美，長大不思勤奮

　　翁同龢的第一次進宮授讀，從講授《帝鑒圖說》開始。

　　《帝鑒圖說》由明代內(nèi)閣首輔、大學士張居正編撰，取唐太宗“以古為鑒”之語而名，成書于1572年（隆慶六年），供年僅十歲的明神宗作為讀書的執(zhí)政教科書。全書輯錄了歷代賢君勵精圖治、興國安邦的典故81則，還有歷代昏君暴主禍國殃民、窮奢極欲的典故36則，每則故事后附有解說評語，并配117幅插圖，圖文并茂，通俗易懂，因此成為此后明清皇子儲君必讀的從政寶典。

　　“天資粹美”是同治帝留給翁同龢的最初印象。當然，童真本天性，難免嬉戲玩耍。每次發(fā)現(xiàn)小皇帝讀書時心思不定、情緒不穩(wěn)的現(xiàn)象，翁同龢和同僚都會不失時機地加以引導。

　　日記載，1866年2月25日：“講書頗有戲動，龢以敬字獻納。”3月21日：“上多戲言，余切論并講《帝鑒》‘唐憲宗不受貢獻’一段，反復敷陳，上垂聽焉。”3月25日：“膳后背書多舛，余進矯輕警惰之說，因切論改過為作圣之基，上聽而色喜，講‘延英忘倦’一段，因推言之。”“延英忘倦”說的是唐憲宗在延英殿里與大臣討論治國要務，直至天黑還不回宮，天氣悶熱得把衣服都濕透了，卻照樣不知疲倦。翁同龢借此典故，規(guī)勉同治帝的為君之道。

　　因為翁同龢的課講得淺顯易懂、生動有趣，同治帝一度聽得津津有味，皇太后也大加夸贊。此后，翁同龢進講了經(jīng)自己校閱的《圣祖庭訓格言》、摘錄的《清朝開國方略》及李鴻藻所輯《經(jīng)史語錄》，進而負責領(lǐng)講《孝經(jīng)》《毛詩》兼詩、論指導，后又代徐桐進講《孟子》。

　　為了指導同治帝寫詩，翁同龢從康熙帝《御選唐詩》中摘錄了30多首五言詩。在皇上學詩作詩的初級階段，主要施以對對子的方法，同治帝為此不乏有佳作，如以“大寶箴”對“中興頌”、以“寒山紅葉”對“秋圃黃花”、以“細柳屯兵”對“長楊校獵”、以“星共北辰明”對“天臨南極近”等等，對句平仄相協(xié)，用典相切，遣詞工整典麗，饒有唐詩風韻氣息。此后由淺入深，由五言增至七言，16歲起習作七言律詩。來自皇上詩藝的精進，不時見載于日記。

　　不過，伴著年齒漸長的同治帝，學習便不在狀態(tài)了，此后的種種表現(xiàn)就遠不是翁同龢所能預料的了。在此，不妨看看1871年3月日記的片斷細節(jié)：

　　3月15日：看摺時精神極散，雖竭力鼓舞，終倦于思索，奈何！余亦草草，申初多始退。

　　3月19日：讀生書猶可，余則倦不可支，且有嬉笑，巳初二退，熟書尚留數(shù)號。午初來，滿書極吃力，午正二始畢，講摺尤不著力，真無可奈何也！

　　3月26日：講摺又極難，講《大學衍義》，時亦神情不屬，不免動聲色。申初一刻退。數(shù)日來無精神時則倦，有精神時則嬉笑，難于著力，奈何！

　　3月28日：文思極澀，初稿幾無一字可留，且虛字亦不順，復逐字拆開講過，仍湊泊而成數(shù)段，未畢退。午正再入，坐四刻而不成一字，遂作詩，詩亦不佳，如此光景，奈何奈何！

　　短短一個月內(nèi)，來自同治帝的讀書狀態(tài)，讓翁同龢不得不一次次留下了“無可奈何”的惶恐與嘆息。

　　此后，日記除了難得“諸事皆好，皆有靜氣”、“讀甚通暢”等一二回差慰人意的記錄外，更多了“晨讀浮甚，頗費唇舌，竟日如此，無一用心者”、“講書費力，且有嬉笑”、“講摺、讀古文皆不佳，嬉笑意氣皆全”、“晨讀澀不可言，百方鼓舞，毫不能動”、“晨讀又不用心，講說如隔數(shù)層云霧”、“神思不屬，每講論如未聞”、“精神恍惚，全無振作之意”之類敷衍了事的情形描寫。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