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制議論

為了把法的權(quán)威絕對化和為法的實施提供最大的保證，法家主張壓制民間關(guān)于法律的議論，這便是所謂“法而不議”。

《管子》說：“令雖出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系于民者也”，因此主張“（對法令）作議者盡誅”。

《商君書》說：“人主為法于上，下民議之于下，是法令不定，以下為上也，此所謂名分之不定也。……此令奸惡大起，人主奪威勢，亡國滅社稷之道也。”由此可見，法家的“以法治國”完全是由上而下的，統(tǒng)治者一聲令下，人民便須絕對服從，像機械人一般，連議論的空間也不準存在。

文化專政

法家主張“以法為教、以吏為師”、“賞譽同軌、非誅俱行”，基本上是實行政教合一的文化專制政策，不容許有與國家法律規(guī)范有抵觸的道德、思想、文化、價值和觀念的存在。用現(xiàn)代的話語來說，這是一種極權(quán)主義﹙totalitarianism﹚。

慎到說：“士不得背法而有名。”《商君書》說：“法已定矣，而好用六虱者亡。……六虱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zhàn)。”《韓非子》指出：“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不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不軌于法令者必禁”；“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因此要“賞譽同軌，非誅俱行”，使“有重罰者必有惡名”。

韓非還提倡“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是境內(nèi)之民，其言談?wù)弑剀売诜?，動作者歸之于功，為勇者盡之于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歷史證明，法家這種以國法為唯一是非標準的、否定人類社會的道德、思想、知識和文化的價值的態(tài)度是十分危險的。對于后來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暴行，法家思想實在難辭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