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資料圖）
1916年6月6日，“洪憲皇帝”袁世凱在國人的唾罵聲中死后，皖系軍閥段祺瑞控制了北京政府。1918年3月，段祺瑞指使徐樹錚、曾毓雋、王揖唐等親信在北京安福胡同組織安福俱樂部，并于8月間成立新國會，操縱選舉，推徐世昌為大總統(tǒng)。政府當局實行親日政策，以出賣國家權益換取日本的支持，引起社會的強烈不滿。1919年9月15日，上海《民國日報》刊登一篇注明是“某君戲作”的《安福世系表之說明》，將當局政要列進一個跨國的家世譜系，輩分五代，看似極盡嬉笑怒罵之能事，實則是民眾輿情不滿和義憤情緒的宣泄。
《安福世系表之說明》把“日本人”放在這個家世譜系“祖”的最高位置上，說明日本是中國當局的太上皇，北洋政府是日本的子孫即附庸。對當局政要則按照各人的地位、權力、作用分別賦予不同的輩分。徐樹錚是段祺瑞最為倚重的心腹干將，是安福系中舉足輕重的關鍵人物，由于他位高權重，炙手可熱，因此被列為世系表中的“本身”。日本人既然是“本身”之“祖”，那么徐樹錚當然就成了日本人的“孫子”，段祺瑞是徐樹錚的“父”，當然成了日本人的“兒子”。對大總統(tǒng)徐世昌，由于他的大位是安福國會操縱選出的，“猶非正式結婚所生之子，則為私生子”。倪嗣沖、曾毓雋是徐樹錚的得力助手，情同手足，所以定位為“兄”與“弟”。朱深、王揖唐、方樞是為徐樹錚奔走呼號的走卒，“皆佳兒也”，所以定位為徐樹錚之“子”。對趨炎附勢投靠安福系升官發(fā)財的龔心湛、張弧之輩，則說他們“恰合螟蛉子、干兒子也”，只能定位為徐樹錚的“繼子”、“義子”之類。劉恩格等13人“皆有承家分產之望”，其地位與職權均在“子”之下，“名之以孫宜也”，只能算是“孫”字輩了。至于袁榮叟，由于他是投奔來的，地位在劉恩格等孫子輩之下，被稱為“繼孫”。
這篇痛罵北洋政要的文章發(fā)表后，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成為全國上下的一大笑談。北洋政府頭面人物氣急敗壞，于是向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堂控告《民國日報》“侮辱大總統(tǒng)及在職官員”，要求嚴懲《民國日報》并追究作者的罪責。
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堂受理了政府當局的訴狀，并向《民國日報》總經理邵力子、總編輯葉楚傖發(fā)出傳票。10月3日，該案正式開庭審理。
政府當局的代理人穆安素律師宣讀起訴書之后，主審法官問被告，原告控告的是否屬實？葉楚傖答道：“本人主筆報章已有十年之久，現任《民國日報》總編，當負刊載之責任，但不負控告書中所謂誹謗侮辱大總統(tǒng)與在職官員之罪責。”
法官問，依據何在？葉楚傖說：“《安福世系表之說明》實系以游戲文字對于政策上之批評，并無侮辱之意義。本報與作者的本意相同，是在希望中國有良好之政府，使中華振興，獨立昌強，國民享和平自由幸福。”
被告《民國日報》的辯護人林百架律師辯稱，原告指控的侮辱誹謗罪不能成立，其理由是：一、按照中華民國憲法之規(guī)定，人民有言論之自由；二、原告控案應有北京政府派員來滬，提出充分證據；三、被告此項文字，乃法律所許可，且目的為中國有良好政府，實無侮辱意義。并強調指出：上述三項理由，只其中一條，即足以為被告開脫，故要求公堂主持公道，將該案撤銷，宣告被告無罪。
穆安素則堅持被告有罪，理由是，“此項文字，足使人民譏笑大總統(tǒng)與在職官員，非但侮辱之日引起人民之輕視及本人之羞恥，而且遺毒久遠，請公堂應從四個方面考慮該項文字之惡劣后果，即被侮辱者之地位、侮辱之方法、侮辱時間及地點；侮辱人之地位。”說罷，穆安素猶嫌不足，又臨時給被告加了一項罪名：此項文字一經刊載，使政府要人遭輕視，于和議前途大有妨礙。
林百架抓住穆安素“妨礙和議”一說時間上的差錯痛加批駁：“北京政府與廣州護法政府之間的談判，早在本年2月20日開始，由于北京方面沒有誠意，已在本年5月24日終止，這已為眾所周知。試問此項文字刊發(fā)在本年9月15日，于百日前談判破裂結束之和議，究竟有何妨礙？”
穆安素被對方抓住了破綻，十分尷尬、狼狽，只好說兩被告均是報館主筆，受過高等教育，明知故犯發(fā)表此項文字，誹謗侮辱大總統(tǒng)與在職官員，實屬案情重大，應按律嚴懲。
經過雙方唇槍舌劍的辯論，法庭認為，這篇文章在文字上侮辱了大總統(tǒng)和政府官員，但是“《民國日報》所載文章本意良好，頗有價值”，最后只判決處罰葉楚傖和邵力子二人各100元大洋。
政府當局的代理人穆安素對法庭的判決極為不滿，因為在開庭之前，段祺瑞、徐樹錚等政要再三交代穆安素，務必使公堂判處關閉《民國日報》，對邵力子、葉楚傖判處徒刑。沒想到最后對《民國日報》邵、葉兩人僅作200元的薄罰了事。他大失所望，擔心回到北京很難交差，于是又向法庭提出葉楚傖有過兩次不服判決的“前科”，要求對被告從嚴究辦，加重懲處。
主審法官認為穆安素藐視會審公堂，當即嚴詞拒絕。轟動全國的《民國日報》侮辱大總統(tǒng)案就此了結。
當時，民國政要受此辱罵，其惱怒可想而知。從主觀愿望說，他們當然想加罪報館和作者的。但是，在法庭作出有違他們期望的判決后，他們一肚子不滿也只能服從，說明他們的心目中多少還是有點法治觀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