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子南同志死去有好幾年了。在這幾年里，我時常想起他，有時還想寫點什么紀念他，這或者是因為我長期為病所困苦的緣故。
實際上，我和邵子南同志之間，既談不上什么深久的交誼，也談不上什么多方面的了解。去年馮牧同志來，回憶那年魯藝文學(xué)系，從敵后新來了兩位同志，他的描述是：“邵子南整天呱啦呱啦，你是整天一句話也不說……”
我和邵子南同志的性格、愛好，當(dāng)然不能說是完全相反，但確實有很大的距離，說得更具體一些，就是他有些地方，實在為我所不喜歡。
我們差不多是同時到達延安的。最初，我們住在魯藝東山緊緊相鄰的兩間小窯洞里。每逢夜晚，我站在窯洞門外眺望遠處的景色，有時一轉(zhuǎn)身，望見他那小小的窗戶，被油燈照得通明。我知道他是一個人在寫文章，如果有客人，他那四川口音，就會聲聞戶外的。
后來，系里的領(lǐng)導(dǎo)人要合并宿舍，建議我們倆合住到山下面一間窯洞里，那窯洞很大，用作幾十人的會場都是可以的，但是我提出了不愿意搬的意見。
這當(dāng)然是因為我不愿意和邵子南同志去同住，我害怕受不了他那整天的聒噪。領(lǐng)導(dǎo)人沒有勉強我，我仍然一個人住在小窯洞里。我記不清邵子南同志搬下去了沒有，但我知道，如果領(lǐng)導(dǎo)人先去征求他的意見，他一定表示愿意，至多請領(lǐng)導(dǎo)人問問我……我知道，他是沒有這種擇人而處的毛病的。并且，他也絕不會因為這些小事，而有絲毫的芥蒂，他也是深知道我的脾氣的。
所以，他有些地方，雖然不為我所喜歡，但是我很尊敬他，就是說，他有些地方，很為我所佩服。
印象最深的是他那股子硬勁，那股子熱情，那說干就干、干脆爽朗的性格。
我們最初認識是在晉察冀邊區(qū)。邊區(qū)雖大，但同志們真是一見如故，來往也是很頻繁的。那時我在晉察冀通訊社工作，住在一個叫三將臺的小村莊，他在西北戰(zhàn)地服務(wù)團工作，住在離我們?nèi)睦锏氐囊粋€村莊，村名我忘記了，只記住如果到他們那里去，是沿著河灘沙路，逆著淙淙的溪流往上走。
有一天，是一九四○年的夏季吧，我正在高山坡上一間小屋里，幫著油印我們的刊物《文藝通訊》。他同田間同志來了，我?guī)е鴥墒钟湍退麄兾樟耸?，田間同志照例只是笑笑，他卻高聲地說：“久仰——真正的久仰！”
我到邊區(qū)不久，也并沒有什么可仰之處，但在此以前，我已經(jīng)讀過他寫的不少詩文。所以當(dāng)時的感覺，只是：他這樣說，是有些居高臨下的情緒的。從此我們就熟了，并且相互關(guān)心起來。那時都是這樣的，特別是做一樣工作的同志們，雖然不在一個機關(guān)，雖然有時為高山惡水所阻隔。
我有時也到他們那里去，他們在團里是一個文學(xué)組。四五個人住在一間房子里，屋里只有一張桌子，放著鋼板蠟紙，墻上整齊地掛著各人的書包、手榴彈?？簧铣ゴ虻谜R齊準備隨時行動的被包，還放著油印機，堆著剛剛印好還待折疊裝訂的詩刊。每逢我去了，同志們總是很熱情地說：“孫犁來了，打飯去！”還要弄一些好吃的菜。他們都是這樣熱情，非常真摯，這不只對我，對誰也是這樣。他們那個文學(xué)組，給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主要是，我看見他們生活和工作得非常緊張，有秩序，活潑團結(jié)。他們對團的領(lǐng)導(dǎo)人周巍峙同志很尊重，相互之間很親切，簡直使我看不出一點“詩人”、“小說家”的自由散漫的跡象。并且，使我感到，在他們那里，有些部隊上的組織紀律性——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我很喜歡這種味道。
我那時確實很喜歡這種軍事情調(diào)。我記得：一九三七年冬季，冀中區(qū)剛剛成立游擊隊。有一天，我在安國縣，同當(dāng)時在政治部工作的閻、陳兩位同志走在大街上。對面過來一位領(lǐng)導(dǎo)人，小閻整整軍裝，說：“主任！我們給他敬個禮。”臨近的時候，素日以吊兒浪當(dāng)著稱的小閻，果然鄭重地向主任敬了禮。這一下，在我看來，真是給那個縣城增加了不少抗日的氣氛，事隔多年，還活潑地留在我的印象里。
因此，在以后人們說到邵子南同志脾氣很怪的時候，簡直引不起我什么聯(lián)想，說他固執(zhí)，我倒是有些信服。
那時，他們的文學(xué)組編印《詩建設(shè)》，每期都有邵子南同志的詩，那用紅綠色油光紙印刷的詩傳單上，也每期有他寫的很多街頭詩。此外，他寫了大量的歌詞，寫了大型歌劇《不死的人》。戰(zhàn)斗，生產(chǎn)他都積極參加，有時還登臺演戲，充當(dāng)配角，幫助布景卸幕等等。
我可以說，邵子南同志在當(dāng)時所寫的詩，是富于感覺，很有才華的。雖然，他寫的那個大型歌劇，我并不很喜歡。但它好像也為后來的一些歌劇留下了不小的影響，例如過高的調(diào)門和過多的哭腔。我所以不喜歡它，是覺得這種形式，這些詠嘆調(diào)，恐怕難為群眾所接受，也許我把群眾接受的可能性估低和估窄了。
當(dāng)時，邵子南同志好像是以主張“化大眾”，受到了批評，詳細情形我不很了解。他當(dāng)時寫的一些詩，確是很歐化的。據(jù)我想，他在當(dāng)時主張“化大眾”，恐怕是片面地從文藝還要教育群眾這個性能上著想，忽視了群眾的斗爭和生活，他們的才能和創(chuàng)造，才是文藝的真正源泉這一個主要方面。不久，他下鄉(xiāng)去了，在阜平很小的一個村莊，擔(dān)任小學(xué)教師。在和群眾一同戰(zhàn)斗一同生產(chǎn)的幾年，并經(jīng)過學(xué)習(xí)黨的文藝政策之后，邵子南同志改變了他的看法。我們到了延安以后，他忽然愛好起中國的舊小說，并發(fā)表了那些新“三言”似的作品。
據(jù)我看來，他有時好像又走上了一個極端，還是那樣固執(zhí)，以致在作品表現(xiàn)上有些摹擬之處。而且，雖然在形式上大眾化了，但因為在情節(jié)上過分喜好離奇，在題材上多采用傳說，從而減弱了作品內(nèi)容的現(xiàn)實意義。這與以前忽視現(xiàn)實生活的“歐化”，勢將異途而同歸。如果再過一個時期，我相信他會再突破這一點，在創(chuàng)作上攀登上一個新的境界。
他的為人，表現(xiàn)得很單純，有時甚至叫人看著有些淺薄而自以為是，這正是他的可愛、可以親近之處。他的反映性很銳敏很強烈，有時愛好夸夸其談，不叫他發(fā)表意見是很困難的。他對待他認為錯誤和惡劣的思想和行動，不避免使用難聽刺耳的語言，但在我們相處的日子，他從來也沒有對同志或?qū)ν緦懙奈恼?，運用過虛構(gòu)情節(jié)或繞彎暗示的“文藝”手法。
在延安我們相處的那一段日子里，他很好說這樣兩句話：
“你走你的陽關(guān)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有時談著談著，甚至有時是什么也沒談，就忽然出現(xiàn)這么兩句。邵子南同志是很少坐下來談話的，即使是閑談，他也總是在屋子里來回走動著。這兩句話他說得總是那么斬釘截鐵，說時的神氣也總是那么趾高氣揚。說完以后，兩片薄薄的缺乏血色的嘴唇緊緊一閉，簡直是自信到極點了。
我不知道他為什么好說這樣兩句話，有時甚至猜不出他又想到什么或指的是什么。作為警辟的文學(xué)語言，我也很喜歡這兩句話。在一個問題上，獨抒己見是好的，在一種事業(yè)上，勇于嘗試也是好的。但如果要處處標新立異，事事與眾不同，那也會成為一種虛無吧。邵子南同志特別喜愛這兩句話，大概是因為它十分符合他那一種倔強的性格。
他的身體很不好，就是在我們都很年輕的那些年月，也可以看出他的臉色憔悴，先天的營養(yǎng)不良和長時期神經(jīng)的過度耗損，但他的精神很煥發(fā)。在那年夏天，我們初次見面的時候，他留給我的印象是：挺直的身子，黑黑的頭發(fā)，明朗的面孔，緊緊閉起的嘴唇?；臆娧b，綠綁腿，赤腳草鞋，走起路來，矯健而敏捷。這種印象，直到今天，在我眼前，還是栩栩如生。他已經(jīng)不存在了。
關(guān)于邵子南同志，我不了解他的全部歷史，我總覺得，他的死是黨的文藝隊伍的一個損失，他的才華燈盞里的油脂并沒枯竭，他死得早了一些。因為我們年歲相當(dāng)，走過的路大體一致，都是少年貧困流浪，苦惱迷惑，后來喜愛文藝，并由此參加了革命的隊伍，共同度過了不算短的那一段艱苦的歲月。在晉察冀的山前山后，村邊道沿，不只留有他的足跡，也留有他那些熱情的詩篇。村女牧童也許還在傳唱著他寫的歌詞。在這里，我不能準確估量邵子南同志寫出的相當(dāng)豐富的作品對于現(xiàn)實的意義，但我想，就是再過些年，也不見得就人琴兩無音響。而他那從事文藝工作和參加革命工作的初心，我自認也是理解一些的。他在從事創(chuàng)作時，那種勤勉認真的勁頭，我始終更是認為可貴，值得我學(xué)習(xí)的。在這篇短文里，我回憶了他的一些特點，不過是表示希望由此能“以逝者之所長，補存者之不足”的微意而已。
今年春寒，寫到這里，夜靜更深，窗外的風(fēng)雪，正在交織吼叫。記得那年，我們到了延安，延安豐衣足食，經(jīng)?？梢猿缘饺?，按照那里的習(xí)慣，一些頭蹄雜碎，是拋棄不吃的。
有一天，邵子南同志在山溝里拾回一個龐大的牛頭，在我們的窯洞門口，架起大塊劈柴，安上一口大鍋，把牛頭原封不動地煮在里面，他說要煮上三天，就可以吃了。
我不記得我和他分享過這頓異想天開的盛餐沒有。在那黃昏時分，在那寒風(fēng)凜洌的山頭，在那熊熊的火焰旁邊，他那興高采烈的神情，他那高談闊論，他那爽朗的笑聲，我好像又看到聽到了。
(責(zé)任編輯：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