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洞窟及其藏經洞文書中有他們在沙州活動的為數(shù)不少的記錄，于闐國王李圣天和于闐“天公主”等于闐人的像畫入洞窟壁畫中，作為洞窟供養(yǎng)人。此外于闐大太子從德并在敦煌為其父于闐國王李圣天營建有功德窟“天子窟”，從德在做了于闐國王后，對黑韓王朝的戰(zhàn)爭都要寫信向在沙州的舅父曹元忠報告。因此可見瓜沙曹氏歸義軍與于闐的關系非同一般，于闐在歸時是曹氏歸義軍政權有力的外交盟國，二者互為左右臂。既然如此，于闐滅亡于黑韓王國，肯定對處在沙州的歸義軍政權產生極大的影響，更為重要的是黑韓王國不信佛教，信仰伊斯蘭教，如此信仰佛教的敦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脅，于是僧人們?yōu)榱艘苑廊f一，商議的結果是決定封存各寺院的佛經文書及佛教藝術品。在這種情況下，便于1006年進行了有計劃的封存，并在洪辯影堂做些手腳以求掩人耳目。北京大學榮新江教授是主張此說的代表者，也是研究藏經洞的性質與封閉原因的代表學者，影響較大。

　　不管是為了逃避來自何方的戰(zhàn)爭威脅，通過對藏經洞的其它各方面的分析與考察，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找到支持以上說法的蛛絲馬跡：

　　莫高窟16窟甬道的壁畫的時代應為曹氏歸義軍晚期作品，而這一層壁畫的重修就是為了掩蓋藏經洞所為，因此時代正是藏經洞封閉的時間，再一次表明是在西夏人來敦煌之前封閉的事實，極有可能的原因就是與西夏的戰(zhàn)爭有密切關系，因為象藏經洞封閉這樣重要的事件，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只有一些大的事件或重要的因素才可以產生如此結果，而戰(zhàn)爭是最大的可能。

　　另一方面，為了封閉藏經洞，幾乎收集了敦煌地區(qū)的所有寺院的佛經文書以及佛教藝術品，同時又整整齊齊地放入洞窟，同時更為重要的是，為了掩蓋這一事實，把莫高窟16窟這樣的最大窟完全重修了一遍，可見工作進行的用工量之大，也說明了這一活動的有條不紊和準備的充分，因此是敦煌人們的集體性活動，必當是受到大的重要的歷史事件的影響所趨使，同樣戰(zhàn)爭是最大的可能因素。

　　另有一種說法：

　　藏經洞被打開時，自地下至窟頂，堆滿了經卷、彩幡和法器，它們是由敦煌各寺院集中封存在這里的；洪的影像不見了，顯然是封閉前為了騰空地方、堆積經卷等物被清除出窟外。藏經洞自封閉之后，一直未曾打開，似乎很快就被遺忘，不久洞口甬道的墻壁被繪上了西夏風格的壁畫。無疑這是一場非常事件，只可能發(fā)生在這樣的情況下：洪的后輩親人和崇拜者早已被迫遷往他地，主管沙州軍政事物的官員和佛教事務的僧官都已不是敦煌的土著，這種情況只有西夏完全控制沙州，即公元11世紀末年才會出現(xiàn)。據史實可知，藏經封閉于宋元佑八年（1093），主持封閉者為西夏派駐當?shù)氐能姟⒄?、僧界官員，封閉原因是防備以伊斯蘭教為國教的喀喇汗王朝進攻瓜、沙州時摧毀佛教文物。紹圣四年（1097）初，喀喇汗王朝的軍隊曾經攻克沙州等地，將西夏的軍、政、僧界官員及家屬俘虜而去，因此，藏經洞封閉之事不再被人所知，以致西夏收復沙州后，在封閉的石窟上繪以壁畫，從而使遺書遺物沉睡了八百多年。

　　二、廢棄說：即藏經洞的寶物是當時的佛教或其它廢棄物。

　　此種說法認為，藏經洞的藏品都是殘破、過時、報廢之物，在“崇圣尊經”觀念支配下，這部分破爛文書、佛畫仍然是不可褻瀆的“神圣廢棄物”。因此，加以收集，予以集中封存。此說以第一個進入藏經洞的西方探險家斯坦因首創(chuàng)并為代表，之后中國學者方廣昌也主張此說，并有充分的論證。斯坦因提出，藏經是特意為“神圣廢棄物”而進行的。所謂“神圣廢棄物”，是西北印度等地的傳統(tǒng)，將因破舊等原因不再使用的佛經等有神圣意義的物品裝好、恭恭敬敬地埋藏起來。由于存在這樣的作法，考古學家在克什米爾等地發(fā)現(xiàn)過裝著寫在樺樹皮上的佛經的壇子，其中還有些使用了非常罕見的古語言呢。在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地曾經從事過大量考古發(fā)掘工作的斯坦因，對這種風俗自是并不陌生。就是現(xiàn)在，我們身邊有些上了歲數(shù)的老人還會對字紙十分尊重、敬若神明，如果你見過這樣的事情，那么是否認為“神圣廢棄物”之說還是有些道理呢？支持此說最有力的證據是在藏經洞發(fā)現(xiàn)的佛經、文書等文物中，有相當一部分都是碎片或殘片，或為兩面寫，一面佛經一面社會經濟類文書，顯然是紙利用。此餐在藏經洞也發(fā)現(xiàn)了大量的草稿、手稿、練習本、雜寫雜畫等基本在當時沒有任何意義與價值的東西，完全是廢紙。方廣昌的觀點與斯坦因最接近，前者把時間定在敦煌曹氏政權的某一年，后者認為紙張流通的好轉的歷史環(huán)境導致了破舊寫本的被廢棄。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