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雷大學的數(shù)學教授、著名的沃爾夫先生，有一天發(fā)表了一個相當不錯的演講，贊揚中國人的哲學、那個古老的文明、那個不同于我們的民族———他們的胡子、眼睛、鼻子、耳朵還有他們思維的方式都不同于我們……”———伏爾泰《哲學詞典》

自整修一新的國家博物館推出來自德國大型的《啟蒙的藝術》展覽和與之并行的“對話啟蒙”的活動后，有細心的記者指出，國家博物館里面展覽著啟蒙的藝術，外面卻是象征中國文化的孔子塑像，當年深受啟蒙思想影響的五四運動難道不是以“打倒孔家店”開始的嗎？

但是，不被人們熟知的是，中國對于啟蒙時代的影響，其中一場極其富有象征意義的標志性大辯論，就是由孔子和儒家思想引發(fā)的，其影響不僅是對歐洲的啟蒙，而且延至今日。

大約三百年前哈雷大學副校長沃爾夫發(fā)表“中國的實用哲學”講演

1721年初夏的一天，也就是290年前的這個季節(jié)，在今天德國東部的哈雷大學貼出一則通知：哈雷大學副校長、德國著名的哲學家和數(shù)學家沃爾夫借他卸任大學副校長之際發(fā)表“中國的實用哲學”的講演。消息很快在校園里傳開。

哈雷大學成立于1694年，是當時德國三百多個城邦國家中四大著名院校之一，也是當時德國思想最開放、學術最自由的大學———德國第一個女博士產(chǎn)生于哈雷大學，德國第一個黑人大學生也就讀于哈雷大學。不難想象這里當然是早期德國啟蒙的故鄉(xiāng)。哈雷大學以法律、哲學、神學和醫(yī)學著稱，尤其是神學院影響廣泛。這是因為德國新教中的一支虔誠派在哈雷開辦孤兒院、學校和慈善活動，擁有眾多信徒，并且吸引了不少神職人員到此求學。但是，大學里的哲學家和法學家們則力阻神權對世俗生活的過度干預，試圖在教規(guī)和民法之間劃清界限。無論是在大學的圖書館還是在鎮(zhèn)上的書店，無論是咖啡館還是家庭晚宴，到處都能聽到他們唇槍舌劍的爭論。

作為哈雷大學副校長，沃爾夫(1679—1754)的觀點自然舉足輕重。他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人物，精通數(shù)學、哲學、物理、化學、天文學和法律。十八世紀德國最著名的哲學家康德在他的《純粹理性批判》前言中評價沃爾夫是“所有學院派哲學家中最杰出的”，這是因為他在科學上縝密的方法論是基于原則的實證、概念的清晰、證據(jù)的無瑕和杜絕任何隨意的聯(lián)想。更重要的，沃爾夫用拉丁語和德語同時著書立說，是他用德語給德國人創(chuàng)建了一個完整的哲學體系。不僅哈雷大學，而且當時德國其他的大學所用哲學教科書，都為沃爾夫所著。在神學家和哲學家的辯論上，他旗幟鮮明地提出：所有神學的真理都應該像數(shù)學一樣被準確地證明，否則就不成其為真理。

消息飛速傳開的另一個原因是，沃爾夫講演的標題也很吸引人。十八世紀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航海、探險和殖民貿易，第一次把世界上四大洲緊密聯(lián)系起來。出版來自他國的見聞是當時的暢銷書，使歐洲人大開眼界，同時也使啟蒙時代的思想家思考很多至今依然存在的問題，包括文化的獨特性和普遍性。啟蒙時代第一次提出人類文化雖然各不相同，但是人與人之間相同之處大于不同之處，人類應該有屬于人性共有的、超越不同文化的普遍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理性、人性、自由和平等。

當時歐洲對中國的了解，主要來自在中國的傳教士，尤其是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傳教士。為了更好地傳教布道，他們深入了解中國文化、歷史、哲學、天文學、醫(yī)學乃至武術。從利瑪竇最早翻譯的《四書》、《五經(jīng)》，到后來的耶穌會傳教士編著的《中國通史》、《中國》和《中華帝國志》以及《康熙皇帝傳》，他們經(jīng)過二百多年的努力，終于逐漸地把中國介紹給西方，架起了溝通中西文化的橋梁。
尤其是耶穌會傳教士奉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敕令編寫的《中國哲學家孔子》，在歐洲引起孔子熱。德國十八世紀最重要的自然科學家、數(shù)學家、物理學家、歷史學家和哲學家萊布尼茨看到此書后，在給友人的信中稱：“今年巴黎曾發(fā)行孔子的著述，彼可稱為中國哲學之王者。”他對中國的興趣，在他的《中國近事》中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出來：“有誰過去曾經(jīng)想到，地球上還存在這么一個民族，它比我們這個自以為在所有方面都教養(yǎng)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養(yǎng)？自從我們認識中國人以后，便在他們身上發(fā)現(xiàn)了這一特點。如果說我們在手工藝技能上與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學方面略勝一籌的話，那么在實踐哲學方面，即在生活與人類實際方面的倫理以及治國學說方面，我們實在是相形見絀了。”萊布尼茨是沃爾夫的老師，是因為他的舉薦，沃爾夫才得到哈雷大學數(shù)學教授一職，也是因為他的提名，沃爾夫進入德國最高的科學權威機構———柏林科學院。沃爾夫繼承發(fā)展了萊布尼茨的哲學思想，尤其是在實踐哲學上，他被公認為啟蒙時代最有代表性的哲學家。在沃爾夫看來，實踐哲學是指導人類行為的科學，其中包括自然法、倫理道德和政治哲學，其核心理念是人類能夠實現(xiàn)自我完善。沃爾夫堅信實踐哲學應該獨立于宗教教義，而且道德決不應該來自上帝的箴言和神靈的意旨。

沃爾夫把完善和倡導他的這一觀點不僅作為學術研究，更是作為畢生的使命。十八世紀的歐洲雖然經(jīng)歷了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但是教會勢力依然固若金湯。上帝的旨意被認為是真理的惟一源泉；基督教就是規(guī)范人類行為的最好的道德體系。正如月亮如果沒有太陽的照耀就是漆黑一片；沒有上帝，人類不僅墮落而且毫無被拯救的希望；虔誠贖罪是人類惟一的出路。誰膽敢侵犯上帝或者蔑視其意志，就會招致上帝的憤怒，就必須受到懲罰。宗教審判所依然在把數(shù)以千計無辜的人以褻瀆神靈罪處以死刑。在天主教盛行的法國，各種冤案接連不斷，其中包括拉巴爾騎士案。拉巴爾是新教徒，在天主教為國教的法國，這足以讓他受到歧視和排擠。他的罪行是他路遇宗教游行時沒有脫帽致禮，而且還用棍子敲打了十字架上的耶穌像。他被處以火刑。臨刑前，他的舌頭被割掉，他被焚時，手里握著一本伏爾泰的《哲學辭典》。

如何沖破神權的統(tǒng)治，尤其是教會僵化的教條對人們的束縛，是啟蒙時代思想家的首要任務。從懷疑《圣經(jīng)》中對地球只有七千年之久的說法，到達爾文發(fā)現(xiàn)年代更久遠的化石，從大百科全書派試圖全新地去解釋我們生活的世界，到人們把對幸福的追求當作一種權利，從里斯本大地震引發(fā)對天譴論的質疑，到為被宗教審判所的受害者伸冤，沃爾夫和啟蒙時代的哲學家試圖把道德和哲學從神權中解放出來，尋找一個新的以人為本的道德和哲學，一種新的與科學和理性相結合的人文主義精神。耶穌會傳教士所介紹的中國與基督教主宰下的歐洲社會如此不同，沃爾夫仔細研究翻譯過來的中國典籍后得出結論：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人能夠通過教育來修身養(yǎng)性、自我完善，這證實了他提出的人通過自己的努力而不是上帝的恩寵來改善自我。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一個機會，一個挑戰(zhàn)神權至上的絕好機會和武器。

沃爾夫把中國人對孔子的尊重等同猶太人對摩西、土耳其人對真主、西方人對耶穌的尊重

沃爾夫講演的那一天，哈雷大學里最大的講堂里座無虛席。沃爾夫一開口就語驚四座：他認為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和他自己的觀點非常相近，人類能夠運用自己的理性區(qū)別罪與惡，道德并不是像教會告訴人們的取決于上帝的昭示和宗教。他從古代中國哲學里找到了最好的論據(jù)：“在中國的典籍里，沒有提到上帝和對他的信仰，也沒有提到對上帝的愛與恨，更談不上對上帝的信心。”他告訴聽眾，孔子創(chuàng)立的儒家思想集理性、道德、傳統(tǒng)、常識于一體，影響了中國上至皇帝下至百姓近兩千年，這足以證明沒有神權，人類依靠自己理性的力量也可以建立一套完整的倫理、道德體系。“世界上所有其他不相信上帝的民族都墮入偶像的崇拜，中國人惟一保持了自然所賦予人的力量。”不僅如此，古老的中華文明和倫理哲學比《圣經(jīng)》和西方的基督教更古老，而且完全可以與之媲美，甚至更優(yōu)越，這也進一步證明了歐洲社會完全有理由并且有希望依靠理性不斷自我完善。

看到聽眾席里很多神學家震驚的面孔，沃爾夫試圖緩和一下緊張的氣氛：“我并沒有說古代中國人，包括孔夫子個人，是無神論者。諸位很清楚，無神論者是否認上帝存在的人。但是如果一個人并不清楚上帝是什么，他也就無從否認。我絲毫不懷疑古代中國人，包括孔夫子個人，承認有一個創(chuàng)世者。但我肯定他們不知道這位創(chuàng)世者的品性。”但是，他根深蒂固的對人類理性的自信，使他毫不含糊地聲明：“的確，我感激神靈的保佑，在我們這個時代，中國人的哲學開始被我們所知。不幸的是，那些自稱為基督徒的絕大多數(shù)人，似乎已經(jīng)遠離基督教的美德。”沃爾夫的聽眾目瞪口呆，諸多身穿長袍的神學家們惱羞成怒。用中國的實踐哲學來支持他自己的觀點，沃爾夫毫不含糊地傳遞了一種新的對人類理性的自信，他高度贊揚孔子的成就分明是在挑戰(zhàn)基督教最核心的理念，即對上帝的信仰。如果異教徒和無神論者能夠生活有序而且創(chuàng)造出像中國這樣如此燦爛的文明，那么人們?yōu)槭裁催€要信仰上帝呢？為什么有必要到中國傳教呢？而且，沃爾夫竟敢把中國人對孔子的尊重等同猶太人對摩西、土耳其人對真主、西方人對耶穌的尊重，即“是對上帝派來的預言家和上師的尊重”，言外之意是耶穌和孔子的教誨相差無幾。這不是褻瀆神靈罪嗎？他們聯(lián)名上書普魯士國王，要求懲罰沃爾夫。最終國王被說服，沃爾夫必須在四十八小時內離開普魯士，否則將被處以絞刑。

啟蒙思想家們一致羨慕中國的科舉制度：人的高貴不是因為血統(tǒng)而是因為才智

沃爾夫被迫逃離哈雷大學，但是整個歐洲一片嘩然和抗議。在科學院、神學院、沙龍、咖啡館、報紙，甚至是皇宮里的人們，紛紛談論他的中國論。教會的支持者和啟蒙思想家們紛紛著書，多達兩百多部，有的反對，有的支持。這場爭論幾乎吸引了啟蒙時代所有的重要人物，并引起他們對中國的極大關注，尤其是啟蒙思想家最集中，也是教會控制最嚴格的法國。
伏爾泰在他的名著《哲學詞典》中，以詼諧幽默的筆觸記錄了啟蒙時代這件極富有象征意義的爭論。“哈雷大學的數(shù)學教授、著名的沃爾夫先生，有一天發(fā)表了一個相當不錯的演講，贊揚中國人的哲學、那個古老的文明、那個不同于我們的民族———他們的胡子、眼睛、鼻子、耳朵還有他們思維的方式都不同于我們……在同一大學里，有一個神學教授非常不受歡迎。他獨自一人呆在冰冷的教室里，沒有一個學生，自然就想把數(shù)學教授趕走。這樣的人只會使用一個借口，他果然攻擊沃爾夫先生不信上帝……”但是，這是一個不能讓人信服的上帝。伏爾泰發(fā)問：“請這個上帝，這個在傾聽我的上帝，這個既不可能生于處女，也不可能由一片面包來代表，更不可能造就這么多教條的、瘋狂的、可怕的所謂的福音的萬物之主，同情一下他們這些基督徒吧，正是他們在褻瀆神靈！”他以鄙夷的口吻嘲弄那些以最高文明自詡的基督教徒：當中國已是泱泱大國，“我們還只是一小撮在阿爾登森林里流浪的野人！”中國燦爛的文明，包括她的法律、習俗、語言，甚至是服飾，四千年多沒有根本的變化，究其原因是因為君主的明智，而其他國家則是迷信當?shù)??？滴醮蟮劬谷荒馨菸鞣絺鹘淌繛閹煟@讓伏爾泰佩服不已，并視為寬容異己的范例，寫進他的《論寬容》里并讓歐洲的君王效仿。在他的史學著作《論各民族的精神與風俗》中，伏爾泰也把中國作為人類文明進化之旅的開始，而最后又回到中國：這是“舉世最優(yōu)美、最古老、最廣袤、人口最多而且治理最好的國家”。

伏爾泰深厚的中國情結以及啟蒙時代思想家對中國的關注，也可從當時的一幅名畫“若弗蘭夫人的沙龍”略窺一斑。沙龍是啟蒙思想家、藝術家、科學家和冒險家討論他們新觀點的最重要的場合，而在啟蒙思想家云集的巴黎，則以若弗蘭夫人的沙龍最為著名。在這幅畫里，畫家雷蒙尼耶把啟蒙時代法國著名思想家、哲學家、藝術家聚集一堂。孟德斯鳩、盧梭、《百科全書》的編者達朗貝爾、哲學家愛爾維修、作曲家拉莫都在聚精會神地聽著畫面正中的演員表情豐富地朗讀剛剛上演的伏爾泰話劇《中國孤兒》，伏爾泰則由他的頭像代表———他由于倡導宗教寬容和言論自由，被迫逃到日內瓦避難。

《中國孤兒》是伏爾泰根據(jù)元代戲劇《趙氏孤兒》改編，他把故事從春秋戰(zhàn)國改編到元統(tǒng)一中國，把晉國的趙家故事改為宋末元初的大臣張?zhí)枭崦然首??！囤w氏孤兒》講的是忠、信、仁、義，《中國孤兒》則是贊揚儒家思想代表的文明是如何征服野蠻。伏爾泰多次提到他的《中國孤兒》的目的，是為了在舞臺上“傳授孔子道德”，并稱自己這部作品為“五幕孔子的道德戲”。

《中國孤兒》風靡歐洲，《中國孤兒》的英語版的序言尤其把伏爾泰的中國情結推向極致：

夠了，希臘羅馬

它們都已失寵

大鵬展翅

飛向光明之源

尋找新的倫理

到東方中國之土

勇敢地把儒家之德

帶進大不列顛之耳

但是也有不同的聲音———盧梭認為中國并不像伏爾泰想象的那樣美好。他借小說《新愛洛伊斯》主人公之口說：“我見到宇宙里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文明最絢爛的民族受制于人數(shù)很少的野蠻的游牧部落。我親眼目睹了這個民族，我絲毫也不奇怪他們被外族奴役。綜觀歷史，他們總是很輕易地就被侵占和蹂躪，而且即使知道世界末日他們將依然如是。中國人也許命里如此，因為他們連抱怨的勇氣都沒有。我覺得他們雖然受教育很深，但是無所事事而且徒有虛名，說得多但做得少，心氣很高但是缺少天才，符號多創(chuàng)新少，表面君子好人但骨子里欺騙奸詐。”在他的眼里，中國人考慮更多的是規(guī)矩，他們的倫理更多是掩飾，而他們的人性則多為屈尊和崇上。

以三權分立思想著稱的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同樣持不同觀點。他認為因為中國沒有任何能夠制約皇帝特權的機構，這就決定了中國體制的專制。在這樣的一個專制政權下，保證百姓的溫飽、保持社會的穩(wěn)定是中國統(tǒng)治者的目標。一個能夠保證政治自由的政府是否適合中國，孟德斯鳩并不確信。同時，儒家思想中對祖先和長者的尊崇決定了中國人政治上的順從，這是中國皇帝作為大家長行使專制的基礎，同時也決定了作為皇帝的子民，中國百姓沒有任何自由的空間。

雖然這些著名啟蒙人物對中國的認識和看法不盡相同，但有一點他們完全一致，這就是對中國科舉制度的羨慕。在中國，人之所以高貴不是因為血統(tǒng)，而是通過金榜題名。對于多數(shù)平民出身的啟蒙思想家來說，這猶如天方夜譚。特別是在等級森嚴的法國，大大小小的七萬多個官位都可以被買賣：下層的官位，如法官、警察、獄長、軍官，可以在報紙上公開拍賣；主教、稅官、大臣、部長等高官則是王室稅收的重要來源，每年能帶來九億多法郎的收入。當然，這些官位基本都被貴族買斷，而且就是那些剛剛富裕起來的中產(chǎn)階級也都削尖了腦袋想擠入貴族的行列，因為貴族不僅有地位、頭銜和榮耀，而且不服兵役，免于基本稅務，就連他們犯罪之后也是單獨受審，一旦被判死刑，是被砍頭，這樣至少只有短暫的痛苦。
關于貴族享有的特權，歌劇《費加羅的婚禮》就是最生動的例子。費加羅的主子要求在費加羅新婚之夜按照傳統(tǒng)習俗占有新娘的初夜權。氣憤至極的費加羅質問道：“你地位高，你就認為自己是一個偉大的天才。爵位、財產(chǎn)、地位、官銜讓你飄忽，但是你一輩子究竟做了一點什么事？就連出生時你都沒使一點勁！”《費加羅的婚禮》的作者、法國著名戲劇家博馬舍，因為嘲弄貴族而被送進監(jiān)獄。這也是啟蒙時代很多思想家的命運。伏爾泰因為諷刺宮廷的淫亂生活，被投進巴士底獄?！栋倏迫珪返闹骶幍业铝_因為寫作《盲人書簡》中的無神論觀點也被拘捕。相比之下，那時的中國則像知識分子的天堂，他們可以一無所有，只有知識和才能，但是一旦金榜題名，他們不僅能統(tǒng)治天下，而且能影響皇帝。“人類的想象無論多豐富，也很難設想一個更好的辦法。在中國，智者決定一切，而且他們都是通過了極其困難的科舉考試而證明他們能夠勝任他們的官職、不負眾望。”伏爾泰對中國科舉制度的贊譽可以說代表了所有啟蒙思想家的心聲。

腓特烈大帝說，“應該讓哲學家做校長和王子們的導師”

幸運的是，因為這場中國大辯論而幾乎成為啟蒙時代一個殉道士的沃爾夫先生，遇上了一位雖然專制但很開明的君主。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在做王子的時候，就很喜歡沃爾夫的書，甚至寫信告訴作者：“確實應該讓哲學家做校長和王子們的導師。”1740年腓特烈繼位后馬上就請沃爾夫回哈雷大學做校長，并且舉行了盛大的入城歡迎儀式，同時命令大學神學院的學生必須聽沃爾夫的課、通讀沃爾夫的著作。

腓特烈大帝深受啟蒙思想的影響，自稱是哲學國王和國家第一公仆，夙愿是成為一名開明君主并把普魯士建成一個歐洲強國，其捷徑就是把歐洲各國最優(yōu)秀的哲學家、思想家、藝術家、科學家、數(shù)學家，甚至是醫(yī)生，請到他的王宮里長住，接受他們的啟蒙，其中也包括伏爾泰。伏爾泰在和腓特烈長達四十年之久的通信中，時常以最優(yōu)美，甚至是諂媚的語言，表達他對這位開明君主的贊譽：“每一天，我感謝上蒼讓您來到人間，因為您有別于其他任何君主。從他們那里我們請求榮譽和利益，從您那里我們只渴望您開明無量。”沃爾夫不僅以他的新作《自然法》，而且還把接下來的十五本著作都一一獻給腓特烈大帝，以表達感恩之心。在其中的《哲學國王和一統(tǒng)天下的哲學家》中，沃爾夫進一步完善了他的開明君主論。他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夠保持自然法則所賦予人的理性和力量，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它一直被深受儒家思想、道德和智慧教育并影響的開明君主所統(tǒng)治。開明君主的典范是執(zhí)政長達60年的康熙皇帝。法國耶穌會傳教士白晉(也是康熙皇帝的醫(yī)生和老師)所著的《康熙皇帝傳》，給沃爾夫和歐洲啟蒙思想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康熙皇帝“有高尚的人格，非凡的智慧，更具備與帝王相稱的坦蕩胸懷，他治民修身同樣嚴謹……可以肯定地說，這位皇帝是自古以來君臨天下的最完美的英明君主之一。”在沃爾夫眼里，這樣的皇帝是哲學家的君王，他把自己作為一個家長，對他的子民始終有著關愛和自我約束，由此贏得統(tǒng)治的權利，而且他所受的儒家教育保證他不會濫用他的權力。沃爾夫在《哲學國王和一統(tǒng)天下的哲學家》中，更加旗幟鮮明地提出：“中國古代的皇帝都有哲學性……中國自古以來擁有世界上最優(yōu)秀的政府首先要歸功于那些哲學家的君王。在政治管理藝術上，這一民族從來都優(yōu)越于其他民族，毫無例外。”他的結論不言而喻：歐洲君王應該如何？只有效仿中國。

腓特烈大帝被譽為歐洲的康熙皇帝，法國國王路易十五和奧地利國王約瑟夫三世，則向中國皇帝學習，親自執(zhí)犁春耕。沃爾夫的觀點對于歐洲十八世紀推崇開明專制，有直接的影響。在啟蒙時代，除了極少數(shù)的激進啟蒙思想家，很少人認為公眾的道德和認知能夠達到自我管理的程度，他們絕大多數(shù)人都把希望寄托在開明君主的身上，相信只有通過像腓特烈大帝這樣的明君，逐漸實行開明的公共教育、社會福利和經(jīng)濟繁榮，才能最終取得社會的改良和進步。在他們眼里，中國的康熙皇帝尤其驗證了開明專制君主的必要和可行。他們的目的是改良現(xiàn)存體制，而不是重新開始革命。而在這一過程中，啟蒙思想家并不滿足于對現(xiàn)存體制的批判，而是希望能夠像古希臘哲學家亞理斯多德影響亞歷山大皇帝一樣，去為當代的歐洲君主出謀獻策。這就是為什么伏爾泰接受了腓特烈大帝的邀請，為什么狄德羅應俄國葉卡捷琳娜女沙皇的請求前往圣彼得堡，為她提供一系列教育和政治改革的方案，這也是為什么盧梭答應給波蘭國王起草憲法。

然而，崇尚理性、自由、平等的啟蒙思想和不受法律約束的一個人的專制統(tǒng)治，最終難以協(xié)調。葉卡捷琳娜女沙皇給狄德羅一份不菲的酬金，并且為了接濟他買下了他所有的藏書，但是認為他的改革意見是紙上談兵。伏爾泰最終也難以忍受腓特烈的獨斷和專制，兩人分道揚鑣。伏爾泰告訴腓特烈他絕不會放棄他言論的自由：“我沒有法杖(王權的象征)，但是我有一支筆，那是一支怎樣的筆，使這樣一個龐然大物顯得滑稽，使他的預言成為謊言。”腓特烈給伏爾泰的結論是：“簡直像個流氓，極端低下，我都為人類社會有他這樣的人物感到羞恥。他的聰慧使人敬佩，但是他的心地實在不敢讓人恭維。”他甚至派人把伏爾泰在回法國的路上拘捕。

無論多么開明，腓特烈畢竟是一名專制君主，他的名言是：“可以爭辯，隨意爭論什么，但是必須服從。”這從他受沃爾夫的影響寫的一部書信體小說《中國皇帝的使臣費希胡發(fā)自歐洲的報道》中也可以看出。他贊頌中國，但同時也借這位中國使臣之口，告誡他的臣民要絕對服從：“歐洲和我們思維方式最大不同之處，在于他們很容易使用他們的想象力，也就是他們誤認為是理性的力量，而我們則很榮幸地生為您的奴仆，堅定不移地遵循著古老的傳統(tǒng)和智慧。”不僅如此，腓特烈還花了七年時間在波茨坦的無憂宮里，修建了一座中國茶亭，這是當時歐洲皇家園林里必不可少的裝飾品，也是十八世紀風行歐洲的最具“中國風”裝飾風格的精美代表作。他親自為中國茶亭設計草圖，讓建筑師采用中國傳統(tǒng)的圓亭構造、傘狀蓋頂、落地支柱，茶亭周圍的裝飾則是各種身著東方服飾的人物雕像，有的人在奏樂，其他人則倚著金色的棕櫚樹聽演奏，或者在交談、品茶、吃水果。腓特烈大帝經(jīng)常在此以茶待客，而且一定要用中國進口的茶具。

從遠處看，腓特烈大帝的中國茶亭似乎有些味道，但走上前去卻似是而非。尤其是那些活潑、嬉笑，甚至艷俗的鍍金人物塑像，根本無法和無憂宮的歐洲古典主義的理性、莊重、對稱、諧調的風格相比，也許因為如此，只適合放在園林里，作為飯后茶余的消遣。腓特烈大帝的中國茶亭與其說是中國風格，不如說是歐洲人臆想的中國，與真實的中國相距甚遠。

西方人在啟蒙時代借孔子和儒家思想之力，沖破了桎梏他們自己的神權和王權

啟蒙時代思想家對中國的認識是片面的、膚淺的，而且是實用的，甚至是功利的。無論是在對神權的挑戰(zhàn)上，在借開明君主之力推進他們改良的理想上，還是在提高啟蒙思想家本身的地位上，孔子和中國文化是他們匡正時弊的工具，雖然是強有力的工具，但也只是工具。用已故著名啟蒙史學家陳樂民先生的生動比喻則是，“用顯微鏡把它單挑出來像特寫鏡頭一樣放大，那不是幻覺也是錯覺。”在很大的程度上，這種錯覺使啟蒙時代一些最偉大的思想家誤入了一個制造神話的思維模式中。而一旦這個神話被現(xiàn)實打破，就有可能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即東方落后論。當腓特烈大帝向乾隆皇帝提出要求通商被拒絕后，他對中國的熱情驟然下降。他在給伏爾泰的信中寫道：那些中國人“不過是些少見多怪的野蠻人”，而那位“當上了中國皇帝的滿族人乾隆”是個蹩腳的詩人！腓特烈大帝對中國態(tài)度的轉變，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歐洲對于中國態(tài)度的轉變。

沃爾夫在哈雷大學后來的日子里，沒有在中國問題上繼續(xù)研究，因為整個歐洲環(huán)境開始改變了。隨著耶穌會被禁止在中國傳教，隨著羅馬教皇對耶穌會的取締，更重要的是，隨著啟蒙之后西方的崛起，清朝卻恰恰開始衰敗，而中國的現(xiàn)實也似乎證實了啟蒙思想家心目中的東方樂園，其實并不存在。十八世紀之后的德國哲學家，包括赫爾德、黑格爾和恩格斯，他們都繼承了東方落后論的觀點。甚至就連沃爾夫本人也承認，中國人實際上只取得了最基本的美德，即他們對行為的評判完全取決于結果的成敗，而不是受理性的指引———后者才是更高的美德。在他們看來，東方世界，尤其是中國，代表了人類的童年，他的行為被專制的傳統(tǒng)道德的框架束縛了，不是基于個人的自由意志和主觀努力。黑格爾說，“東方人認為普天之下有一個人是自由的；希臘和羅馬人認為一些人是自由的；德意志人認為所有人都是自由的。”直至今日，西方對中國的認識其實依然未走出這個陰影，但是他們在啟蒙時代，借孔子和儒家思想之力，沖破了桎梏他們自己的神權以及王權，因而進入了現(xiàn)代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