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在一起》時，感染艾滋的劉老師說她有天打車的時候，司機問她去哪，她說了地址，對方有點奇怪，看了她一眼，說：“你去那兒干啥？那兒都是艾滋病。”

　　“我就是。”

　　司機一腳剎車，從后視鏡里看著她，說：“我看你也是一個人呀。”

　　這句話，足見誤解和恐懼之深。一個社會的恐懼和暴戾之氣，往往來自想象，而不是事實，來自議論，而不是感受。

　　但一切了解的開端，也埋在同一句話里，這句話把我們按在水里，浸沒于他人之中。

　　浸沒是一個很危險的動作。

　　托爾斯泰聽肖邦的音樂會發(fā)起火來：“這音樂到底要把我怎樣呢？”

　　敏感的人，有強烈的感受，就會被“怎樣”，就會被動，搖晃不安。

　　但必須冒險置身其中。

　　有人在藥家鑫案的節(jié)目后問：“你們?yōu)槭裁匆x這么敏感的題目？”我想起村上春樹的書中只采訪了受害人，沒有采訪那些投下沙林毒氣的人?？赡苁菞l件限制，他雖然意識到那些狂熱信奉者的某種特點，“最可怕就是由特定主義、主張造成的類似精神囚籠，多數人需要那樣的框架，沒有了就無法忍受……一旦陷入原教旨主義，就會失去靈魂柔軟的部分”，但他還是沒有在真實世界里窮盡一切努力，去感受囚籠中的靈魂，不能揭示這狂熱背后的“為什么”、“不能忍受”的是什么。

　　可見一個作家也會遇到這種痛苦的選擇———要不要認識人，要不要認識那些被認為是惡棍的人，甚至不為任何改造性的目的，只為了認識人的本來面目？

　　陳虻以前要我寬容，說寬容的基礎是理解，現在我體會，理解是要有基礎的，這個基礎是感受。

　　采訪花甲背包客時，兩位老人說年輕時被教育要解放三分之二的全人類，現在出了國，在澳大利亞看到土著人的生活，政府給他們提供了住房和物質，他們不高興，就是喜歡睡在野地里。這對夫婦感慨：“我倆才討論，幸福到底是什么，幸福是能過自己愿意過的生活———這話很簡單，但你沒有感受的時候，你就體會不到。”

　　他們說，“單一就會狹隘”；即使是善，強加于人，偏執(zhí)一端也會如此。

　　托爾斯泰信仰真善美嗎？當然，但他有才能，不會用簡陋的方式掌握真理，“像披起一件皮大衣一樣快”。在寫安娜·卡列尼娜時，他已經知道什么是必然性的悲劇結局，但這與道德無關，他只是浸沒在生命之流里，在每一種相互沖突的感覺中，精確地稱量出其中的分量，看見哪一方具有壓倒性的影響，在這個社會的秩序與結構中，什么將是無可避免的，“何事不得不發(fā)生，何事無法完成或不可能完成”。

　　我有一個階段，勒令自己不能在節(jié)目中帶著感受，因為我認為客觀的前提是不動聲色，真相會流失在涕淚交加中，但托爾斯泰提供了另一種可能———客觀是對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投入其中”，對生活在此側與生活在彼側的人都要有所感受，相互沖突的感受自會相互克制，達到平衡，呈現出“客觀”的結果，露出世界的本來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