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在《古史新證·總論》中提出了“二重證據(jù)法”：“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jù)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jù)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除了王國維說的“紙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新材料”外，傳世書跡、民間傳聞、民俗事象、文化人類學(xué)資料、前人研究成果資料等都應(yīng)作為治史的證據(jù)。朱大渭先生提出：治史者要“真正掌握地上文獻資料、地下文物考古資料、1000多年來前人的研究成果資料，一定要窮盡這三類資料，再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擇善而從，推雅取正，從而掌握準確可靠的有關(guān)資料，以及前人的真知灼見。”但重視“多重證據(jù)法”要避免“斷章取義”，“管中窺天”，“隨心假設(shè)，放手抓證”。

　　章太炎在《中國通史略例》中說：“今日治史，不專賴域中典籍。凡皇古異聞，種界實跡，見于洪積石層，足以補舊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時一二稱道之，雖謂之古史，無過也。亦有草昧初啟，東西同狀，文化既進，黃白殊形，必將此較同異，然后優(yōu)劣自明，原委始見，是雖希臘、羅馬、印度、西膜諸史，不得謂無與域中矣。若夫心理、社會、宗教各論，發(fā)明天則，烝人所同，于作史尤為要領(lǐng)。”

　　陳寅恪先生治史注重以詩證史、以史說詩、官書和私著兼顧。如韓愈《送董召南游河北序》是叮嚀“董生勉乎哉”的贈序，陳寅恪先生卻獨具慧眼，出神入化，通過深達幽微的歷史分析，從中挖掘出仕途失意者的社會心理，進而闡明長安集團與河北集團政治文化對立的形勢。正如蔡鴻生先生所說：這固然由于陳寅恪先生博聞強記，掌握直接、間接有關(guān)的歷史資料，但更重要的是博學(xué)加精思，也即他的治學(xué)之道有常人所無的思維力度。多少年來，人們往往被陳寅恪先生的記憶力所震驚，其實，他的想象力才真正是出類拔萃的。正如克羅齊所說：“沒有這種想象性的重建或綜合，是無法去寫歷史或讀歷史或理解歷史的。”從歷史上看，多想出智慧，確實是精神生產(chǎn)的重要歷史經(jīng)驗。太史公如果不勤于“思”，《史記》就會有“記”無“史”，他標舉的“通古今之變”也只能是空話一句而已。風(fēng)靡20世紀學(xué)壇的西方兩大史學(xué)巨擘，也無例外地以“思”見長。法國的布羅代爾能夠從歷史時間中發(fā)現(xiàn)快慢節(jié)奏，英國的湯因比能夠打破國別而以文明類型作為歷史研究的單位，都是由于歷史智慧才大放異彩。

　　有人認為，顧頡剛先生運用古代文獻、詩詞歌賦、樂府變文、地理學(xué)、音韻學(xué)和現(xiàn)代民俗學(xué)對孟姜女傳說的來龍去脈進行系統(tǒng)地梳理，認為孟姜女的原型是出于《左傳》，在齊莒戰(zhàn)爭中陣亡的將士杞梁妻在奔喪途中接受齊莊公吊唁的故事，在后世逐步渲染成燕人杞良在長城服苦役，被官吏殺害，尸身被筑入城墻內(nèi)，其妻到城邊痛哭，哭倒了城墻，由此導(dǎo)引出孟姜女的故事。這對促進新史學(xué)的研究下移到民間文化的視角具有重要的意義。正如顧頡剛先生在《孟姜女故事的轉(zhuǎn)變》一文中所說：“孟姜女的故事，論其年代已經(jīng)流傳了2500年，按其地域幾乎傳遍了中國本部，實在是一個極有力的故事?？上б话鄬W(xué)者只注意于朝章國故而絕不注意于民間傳說，以至失去了許多好的材料。但材料雖失去了許多，至于古今傳說的系統(tǒng)卻尚未泯滅，我們還可以在斷編殘簡中把它的系統(tǒng)搜尋出來。”不論是以物證史，以詩證史，以圖證史，還是以民俗證史，都超越了傳統(tǒng)的歷史文獻，擴展了史學(xué)研究的視野。

　　在重視“多重證據(jù)法”的基礎(chǔ)上，我十分欣賞并盡力踐行“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理念。“讀萬卷書”可更多地了解和掌握“紙上之材料”、前人研究成果資料等；而“行萬里路”則可更好地了解和考察“地下之新材料”、傳世書跡、民間傳聞、民俗事象、文化人類學(xué)資料等。如既不勤讀書，又不多行路，則難免會像顧炎武在《與友人論學(xué)書》中所說：“人之為學(xué)，不日進則日退，獨學(xué)無友，則孤陋而難成；久處一方，則習(xí)染而不自覺。不幸而在窮僻之域，無車馬之資，猶當博學(xué)審問，古人與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幾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戶，又不讀書，則是面墻之士，雖子羔、原憲之賢，終無濟于天下。”

　　我們在重視“多重證據(jù)法”的同時，也要重視嚴耕望先生提出的“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書，說人人所未說過的話”：“新史料固然要盡量利用，但基本功夫仍然要放在研究舊的普通史料上。”“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從人人能看得到、人人已閱讀過的舊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這就不是人人所能做得到了。不過我所謂‘說人人所未說過的話’，絕不是標新立異，務(wù)以新奇取勝，更非必欲推翻前人舊說，別立新說；最主要的是把前人未明白述說記載的重要歷史事實，用平實的方法表明出來，意在鉤沉，非必標新立異!至于舊說不當，必須另提新的看法，尤當謹慎從事，因為破舊立新，極易流于偏激，可能愈新異，離開事實愈遙遠。這是一個謹嚴的史學(xué)家要特別警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