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古代一種證明身份的魚符。 （資料圖片）

 

 

    在當今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身份證，其實是一個新生事物。我們的第一代身份證直到1984年才正式發(fā)行，在這之前承擔證明自己身份這個“艱巨任務”的是林林總總的單位介紹信。那么，中國古代有身份證嗎？如果沒有，人們要如何證明“我是我”這個難題呢？

 

 

    中國古代并沒有身份證，倒是有兩樣與身份證相似的證件，那就是符牌與傳信。相較而言，符牌側重于表明身份，傳信側重于準入通行。從功能層面看，似乎可以得出“符牌+傳信=身份證”的等式，但從內涵淵源來看，符牌、傳信與身份證只是形式相近，本質卻大不相同。

 

 

    符牌：都是有身份的人

 

 

    先說符牌。符牌最早是兵權及君權的象征?！妒酚?middot;五帝》所記載的“軒轅氏北逐葷粥，合符釜山”里的“符”其實就是兵符?！吨芏Y》的記載則更為清晰：“珍圭以徵守，以恤兇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珍圭代表君權，牙璋代表兵權，其內涵都是權力的物化與延伸，大有金庸小說《笑傲江湖》中“見黑木令如見教主本人”的意味。當然，這些符信還帶有防偽功能，《說文解字》稱其“分而相合”,也就是先將一整塊符牌一分為二，使用時雙方各執(zhí)一半，合在一起以驗真?zhèn)?-現(xiàn)代漢語中的“符合”一詞，也正淵源于此。

 

 

    秦漢以后，符牌逐漸衍生出節(jié)、虎符、竹使符等門類。蘇武持節(jié)出使匈奴，所持的節(jié)也屬此類；虎符與竹使符則一主發(fā)兵、一主征兵。隨著歲月的流逝，這種符牌漸漸與官員的身份有了交集。唐朝時，朝廷為了“明貴賤，應召命”,根據(jù)官員不同的品級發(fā)放金、銀、銅制的魚符，其中五品以上的官員還佩有專門的魚袋。宋朝時魚符被廢除，但魚袋保留了下來，文豪蘇東坡便曾被賜以銀色魚袋，以代表著他朝廷命官的尊貴身份。

 

 

    到了明清時代，符牌漸漸褪去了唐宋的古韻森森，最終演變成牙牌與腰牌。明朝牙牌上除了朝臣的姓名和官職，有時還會刻上使用范圍與禁令。清朝腰牌就更為完備，還加上編號、年齡、相貌特征、發(fā)牌年代等，在形制上和后世的身份證已經大同小異。

 

 

    即便如此，牙牌與腰牌也不宜被視為中國古代的身份證。符牌所證明的并不是某一個體的身份，而是某一階層的權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牙牌、腰牌與朝服一樣，代表了官員的等級地位，而防偽功能只是基于這種等級地位的自然延伸。手握符牌的人，不是“有身份證的人”,而是“有身份的人”.

 

 

    傳信：留下憑證才能過

 

 

    再說傳信。古代中國的人口流動并不算頻繁，但終究不可避免。為了保證這種流動的正常進行，傳信便應運而生。

 

 

    傳信是古代過關津、宿驛站、乘驛站車馬的憑證。與符牌不同，傳信一般是由普通吏民所使用的一次性證明，上面所記載的信息更詳細。傳信早在戰(zhàn)國時期就已經出現(xiàn)，《韓非子·說林上》中講述到：“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鷗夷子皮負傳而從。”陳奇酞作注道：“傳，信也，以增帛為之，出入關合信。”從這兩段記載來看，傳信有些像是身份證、介紹信、預付卡的混合體，而且其防偽方式與符牌一樣都是“兩相堪合”.

 

 

    漢朝任選官員使用察舉征辟制，受到征召的人持有傳信，可以免費乘坐朝廷車馬。不過與陳奇酞所說的“以增帛為之”不同，漢朝的傳信多以木制，上面記載相關信息再加蓋御史大夫的印章--兩漢四百年間，不知有多少出身寒門的子弟在這種小木條的指引下成為國家棟梁。

 

 

    與傳信相似的還有過所。過所在唐朝最為盛行--唐朝商業(yè)興盛，幅員遼闊，為了有效打擊偷漏國稅、逃避賦役等活動，過所的申請手續(xù)頗為繁復：申請者要將人數(shù)、身份、申請理由、攜帶貨物、行經路線等詳細說明，必要時還要附交有關證件。吐魯番曾出土過一份《石染典過所》，上面密密麻麻寫了24行文字，加蓋了好幾個地方印章，可以清晰看出持有者的出行目的、行程路線等信息。

 

 

    傳信制作繁瑣，在流動人口較多的邊關使用頗為不便，于是便誕生了“簡易版”的傳信：繻。守關的官吏將帛撕開當證物，需要時只要對比一下撕裂口便能確定真?zhèn)?。雖然少了幾分儀式感，但功效一點不差。

 

 

    除了上述傳信之外，還有棨這一皇親國戚和高級官員才可以使用的特殊傳信。棨分為信與戟，棨信是絲質的信件，可以懸掛起來作為徽幟；槳戟為木質，官吏出行時可作為儀仗，這自然是一般百姓所無福消受的了。

 

 

    以上五花八門的傳信，同樣也不能看作身份證的濫觴。傳信所針對的重點是“出入”這一事件而非使用者本人，如果沒有人口流動，傳信便沒有了存在的必要，這與身份證的人身屬性有著本質區(qū)別。

 

 

    戶籍：民不遷農不移

 

 

    為什么古代中國誕生了符牌、傳信，卻沒有孕育出身份證制度呢？這個問題，倒是可以在古代戶籍制度中找到答案。

 

 

    早在春秋時期，各諸侯國便費盡心力將戶籍制度與土地、賦稅制度相結合，以預防人口流失：楚國的戶籍冊詳細記錄了居住者的居住地與身份；宋國的戶籍冊配有相應的地圖；秦國更是實現(xiàn)了“國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的精細化管理。

 

 

    可見，在古代君主眼中，人口只是活動的“財產”,所以戶籍制度也就成了朝廷管控人口的工具，與公民權利毫無關系。秦朝自商鞅變法后戶籍制度愈加嚴格，每個人的戶籍信息中甚至附有由畫師所畫“照身貼”,人口遷移時不辦理“更籍”即為“闌亡”.

 

 

    當人口成為“財產”,三六九等的劃分自然也不可避免。秦國的戶籍政策已經有了“宗室籍”“爵籍”等“高階戶籍”.西漢《戶律》更進一步按資產將民籍劃分成了“小家”“大家”“高貲富人”等戶等，人口本身的“財產”屬性進一步得到強化。

 

 

    朝廷對人口的管控直到唐朝實施“兩稅法”才漸漸放松。其后經過明朝的“一條鞭法”、清朝的“攤丁入畝”層層推進，戶籍政策與賦稅制度愈加漸行漸遠，人口的流動也由此擺脫土地的束縛。而只有當戶籍政策不再成為朝廷管控人口的工具時，作為公民權標志的身份證制度才有可能逐漸孕育出來。古代中國只有符牌與傳信卻沒有孕育出身份證制度，其原因也在于此。

 

 

    按照明清兩朝的發(fā)展趨勢，身份證制度很可能在人口與土地、賦稅脫鉤的前提下逐漸發(fā)展出來。清末在“參考東西各國之良規(guī)”制定了《戶籍法》。這部《戶籍法》只是來得及實施，但它在中國法制史上的地位卻不容忽視：在此之前，中國歷朝的戶籍制度都只是朝廷管控人口的工具；在此之后，戶籍制度漸漸成為公民權的象征，最終孕育出了真正意義上的身份證制度。身份證雖然輕巧，但它身上卻承載著中國幾千年的戶籍發(fā)展史，以及東西文化碰撞時那一段斑駁破碎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