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孫中山和黃興的好友,
他是懷揣救國夢的官費留美生,
他是武昌起義后中華民國軍政府的財政部長,受托組織起草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憲法,
他是”袁大頭“的設計者,他是上書毛澤東的”人民幣改革第一人“,他屬于中國第一批現(xiàn)代意義上的經(jīng)濟學家……
留學美國期間結識孫中山,參加同盟會
陶德琨1882年出生于湖北襄陽,他自幼聰慧,善詩文。十四歲那年,陶德琨應襄陽府考試,以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此后,經(jīng)湖北學政王同愈選拔,他進入武昌經(jīng)心書院學習。
1902年,陶德琨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取官費留學。初到美國時,陶德琨進入賓夕法尼亞州的懷俄明中學,專門學習語言。1904年寒假,陶德琨前往紐約,在臨時寓所,他結識了同住在此的一位中國人。經(jīng)過交談,陶德琨得知,對方就是大名鼎鼎的孫中山先生。相同的人生觀和振興中國的共同理想,使得兩人深覺相見恨晚,從此成為好友。此后,他頻繁和德國、法國、比利時、瑞士、日本等國的中國留學生書信往來,宣傳孫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張,并于1905年加入同盟會。
語言學習結束后,陶德琨按照張之洞之前的建議,先后進入俄亥俄大學經(jīng)濟系和康奈爾大學研究院,主攻財政、財經(jīng)、貨幣學,并獲得碩士學位。
陶德琨在美留學期間,節(jié)衣縮食,從日常開銷中省下數(shù)千元,購買了最新的《大英百科全書》,以及政治學、經(jīng)濟學、銀行貨幣學、財政學等國內稀缺的書籍數(shù)百冊。
畢業(yè)之后,他又自費周游歐美各國,考察財經(jīng)、幣制、金融制度,以期學有所有。
受托組織起草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憲法
1910年11月,陶德琨從意大利回到上海。他先是前往南京參觀南洋勸業(yè)會,隨后,啟程前往武漢。
當時,清政府在各省籌備咨議局,要求湖北選兩名”議紳“作為省級最高代表,參議國是。期間,陶德琨也在秘密履行同盟會交給他的任務:聯(lián)絡武漢的各會黨組織進行革命活動。當時在武漢最大的兩個組織,一個是共進會,一個文學社。共進會成員大多是日本留學生,文學社大多由下級士兵中各幫會的人集合而成。兩個組織之間,矛盾較大,陶德琨著力進行調節(jié)。辛亥革命前夕,兩個組織達成合作意向,并明確分工。
武昌起義后,陶德琨參加籌建湖北軍政府,辦理外交事宜,后又擔任理財部副部長和部長,并兼湖北造幣廠總理。當時,造幣廠生產(chǎn)一種十八星旗的銅幣和孫中山頭像的銀幣,都是陶德琨的意見。
在湖北軍政府任職期間,陶德琨還和劉公、居正等七人組成約法起草會,以劉公為主席,編出一部《鄂州約法》,這部約法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憲法。
1912年初,陶德琨應孫中山之邀前往南京,在臨時大總統(tǒng)府住了兩個多月,以經(jīng)濟學家的身份擔任財政部參事。
縱橫金融財政,主持幣制改革
國民政府遷都北京后,陶德琨歷任財政部幣制委員會專任委員,泉幣司科長等職,負責研究和籌辦幣制改革。后來廣為流通的”袁大頭“銀幣就是由陶德琨設計并督造的。”袁大頭“的樣式、質地、工藝,在當時發(fā)行的錢幣中,都屬上乘。
陶德琨還做過國務總理顧維鈞的機要秘書。他在京任職時,常應邀為北京各大學講授財政經(jīng)濟、幣制學等課程。在此期間,他撰寫了《中國幣制問題治標策》、《設立上海造幣廠計劃書》等論著,先后在《財政月刊》和上海《銀行月刊》上發(fā)表過許多關于財政和幣制的論文,對中國的幣制改革起到了積極作用。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陶德琨先是擔任財政部幣制局名譽顧問,后又擔任河北省政府秘書。1930年,宋子文主政國民政府實業(yè)部期間,陶德琨受聘擔任實業(yè)部專門委員。隨后,又受孔祥熙邀請,擔任財政部貨幣研究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陶德琨曾撰文倡行新幣制,并參與辦理法幣政策的實施。
1930年到1936年間,陶德琨曾先后在東北創(chuàng)辦邊殖民銀行和大華銀行,并被推為董事長。1939年8月,陶德琨被聘為貨幣發(fā)行準備管理委員會秘書長,對于戰(zhàn)時財政的支持,貢獻巨大。
1941年,陶德琨復任財政部幣制研究委員會委員,直至1949年。
“襄陽事件”震驚陶德琨,他堅決留在了大陸
陶德琨擔任財政部幣制研究委員會委員期間,親歷了國民政府金融和貨幣體系的崩塌過程。
在此期間,陶德琨的老家襄陽發(fā)生了一件事情:一家布店的小老板,在出售布匹時,因為嫌麻煩,拒收100元的紙幣。這件事情被國民黨特務加以利用,以干擾政府貨幣流通為由,將布店老板和學徒槍殺。這件事情震驚了陶德琨,使得他對行將垮臺的國民黨政權徹底心灰意冷。
1949年4月,南京解放,陶德琨主動協(xié)助新政府辦理財政部的清理轉移工作。幾個月后,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董必武來到南京,邀請?zhí)盏络鄙稀?7歲的陶德琨謝絕了好友的邀請,繼續(xù)留在了南京。
上書毛澤東, 共商幣制改革大計
解放初期,人民幣沿襲過去的幣制,面額、版別十分混亂。陶德琨經(jīng)過仔細考察論證后,認為人民幣改革勢在必行。他根據(jù)自己多年在貨幣研究和管理方面積累的實踐經(jīng)驗,結合扎實的專業(yè)知識,撰寫成《改進人民幣制度的辦法五則》,并于1954年上書毛澤東,建議將老人民幣改為新人民幣。
毛澤東看到陶德琨撰寫的《改進人民幣制度的辦法五則》和他設計的草樣后,給予了高度的肯定,當即表示采納他的建議。陶德琨建議,人民幣采用小面額,共有1分、2分、5分、1角、2角、5角、1元、2元、3元、5元十種。
第二版人民幣在設計、印刷時,得到了周恩來、陳云等中央領導同志的高度重視,他們親自審查了整個設計方案。定型后的票面式樣打破了舊有四邊框形式,采用了左右對稱的新樣式,圖案精密美觀、色彩鮮明活潑。
新人民幣的設計完成后,經(jīng)毛澤東批準,獎勵陶德琨300萬元(是舊人民幣,大約相當于一個人一個月的工資)。而陶德琨也因此被譽為”人民幣改革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