蹊蹺的是，這次兵變雖說搶劫的規(guī)模很大，但似乎是專門沖著有錢的地方而去，特別城中的銀號，更是一網打盡，遭災最重，就連官府的存銀處也遭到搶劫。據后來的統(tǒng)計，亂兵們在當晚的騷亂中至少搶走300萬以上的銀兩。更令人奇怪的是，在當晚的兵變中，袁世凱那些主管北京治安的親信們毫無動作，譬如掌管警政的趙秉鈞在當晚傳令全城巡警一律撤崗，不得干涉，以至于不少巡警自己都參與了搶劫活動。

當時任京畿五路備補軍管帶并親歷此事的馮玉祥在回憶錄中說，“這天的兵變，最初是從東城鐵獅子胡同總統(tǒng)府爆發(fā)，變兵是第三鎮(zhèn)全體。起事的時候，他們把總統(tǒng)府團團包圍，又撞進去放了一排亂槍，接著便大舉搶掠，府中比較珍重的東西，搜刮凈盡，連窗戶什物也都搗毀一空。袁世凱的臥房也被擊破了一角。這樣鬧了一陣，他們怒猶未息，又大舉縱火，接著南北兩城也陸續(xù)起火”。

馮玉祥認為，說這次北京兵變的主謀是袁世凱，顯然是高估了他的實力，因為袁世凱在回鄉(xiāng)數年后，已經失去了控制第三鎮(zhèn)的能力，何況第三鎮(zhèn)的軍紀本就極壞。據馮所說，這次兵變的直接原因是“段芝貴減餉”一事導致了兵變，因為按之前的慣例，軍隊開拔前士兵每人加餉一兩，“現在段芝貴卻憑空把這一兩銀子減去。一兩銀子似乎算不了什么，可是在士兵的眼中，卻非同小可。因為他們天天盼望的就是關餉。餉下來，扣除了伙食費，還剩得多少，他們一切打算和指望就都放在這上面。如今平白少去一兩銀子，這實在比要他們的性命還要嚴重。減餉的消息一傳下來，士兵們無不憤激，口里不住地咒罵，算是袁世凱的八代遭殃，給他們罵爛了。……”

但馮玉祥同時也認為，“這次的兵變，減餉的事實在是一個導火線”，根本的原因還在于以下幾點：“第一，滿清政府雖已推倒，中華民國的金字招牌雖已掛了出來，可是整個社會的實質和政治方面機構，卻并沒有什么改變。一般人民的腦筋里，依舊牢固的存著一個皇帝的偶像。尤其是軍隊中，士兵們平素受的政治教育，只是忠于皇家，以革命為反叛。袁世凱以及他的左右，剛不久還是如此教育士兵，并且到處鎮(zhèn)壓革命，捕殺革命黨。忽然一天抖身一變，自己做起大總統(tǒng)，成為革命國家的首領了。……這樣，如何維系軍心？當時老袁做了大總統(tǒng)，我就常常親見親聞許多官長目兵在背后切齒咒罵他，說他是個篡位的奸賊，憤激達于極點；第二，第三鎮(zhèn)的隊伍自在長春駐扎，軍紀即極敗壞。開到北京以后，墮落更甚。官長目兵，公開聚賭，縱飲狂嫖，無所不為，訓練教育的事，完全廢弛了。……第三鎮(zhèn)這樣，其余京畿一帶的駐軍無不如此。帶兵的荒唐，目兵從而效尤，統(tǒng)帥者聽任不問。好像他們以為皇帝倒了，世界變了，一切都可以胡作非為，用不著受拘束的了。”

王朝更替而不亂者幾稀。無獨不偶的是，后任南京國民政府軍令部長的徐永昌（當時也在北京軍中）也在回憶錄中稱，“正月十二第三鎮(zhèn)在北京兵變，初非袁世凱所主使，有些人委稱系袁世凱指使，以抗議南方代表要求遷都南京者，實乃誣傳，不過袁適逢其會，利用兵變拒絕遷都，或者有之。因第三鎮(zhèn)在漢口與革命軍作戰(zhàn)之后，士兵回京，仍不忘在外作戰(zhàn)時期之不紀律生活習慣，而帶兵者戰(zhàn)時不知注意約束士兵的軌外行動，戰(zhàn)后又疏于整頓與防范，故至釀成兵變，若謂第三鎮(zhèn)兵變?yōu)樵魇梗粍t毅軍兵變，亦將謂有人主使耶？”

原來，在第三鎮(zhèn)兵變后的第二天晚上，姜桂題的毅軍也在西城嘩變起來。接著，天津、保定也都相繼發(fā)生嘩變的事情。這些嘩變，大都是以搶劫民財為目的，特別是在“截捕第三鎮(zhèn)變兵后，得到意外的收獲，軍心即起浮動，每每想發(fā)橫財”，因為在堵截中，“變兵被管押或處決，物品歸公，而若干銀錢飾物，不少都裝入了堵截者的腰包。……經過一、二日截堵變兵，弟兄們彷佛像貓子吃慣了野食，派他們固然出去，不派他們亦要自動出去。……等到絕無變兵時，他們還有順便偷劫城外居民的……（此段系《徐永昌回憶錄》）”。袁世凱可能沒有想到，他離開北洋新軍不過兩三年，他親手訓練出來的部隊已經成了這個痞樣。

在北京兵變后，東交民巷的外國公使團果然迅速做出反應，他們以外國人遭到搶劫為理由，在向袁世凱提出了強烈抗議的同時，還從天津等地調集衛(wèi)隊入京，以加強使館區(qū)的巡邏警戒。不僅如此，公使團還威脅說，如果中國不馬上組建共和政府、恢復良好秩序的話，他們將調集更多的兵力進入北京，大有重演當年“八國聯(lián)軍”侵華的架勢。

由此，反對定都南京的聲浪進一步高漲，《申報》在3月5日發(fā)表一篇題名為《對于北方兵變之觀念》的評論，責問南京臨時政府“袁總統(tǒng)尚可南來受任耶？”“臨時政府尚可建設南京耶？”江蘇省議會也于3月7日通電指責南京臨時政府強行要袁南下，“致統(tǒng)一政府迄未成立，奸人乘機煽惑，遂肇京、保之變”；“今全國大多數皆主臨時政府設在北京，所見既同，自應協(xié)力以達公共之主張，豈可令挾私見爭意氣者敗壞大局？”

而就在同一天，黎元洪發(fā)布了一篇十萬火急的通電：“頃聞京、津亂黨操戈，首難雖平，余孳未清，禍變之來，將未有艾，外人對此，極為激昂，某國并潛謀運兵入規(guī)京輔”，“瓜分之禍，即在目前。”與黎元洪一樣，其他省份的都督及將領如閻錫山、譚延闿、馬毓寶、孫道仁、蔣尊簋、蔡鍔、藍天蔚、朱瑞、蔣雁行等人也都紛紛表態(tài)，主張定都北京。

事實上，孫中山、黃興等人在這個問題上一開始就陷于被動的地位而不得不有所緩和，如孫中山在《復章太炎函》中說，定都一事，“可俟將來國民會議之。”黃興也在《復莊蘊寬李書城書》中說，“國都問題當由國會解決，臨時政府為暫行統(tǒng)治權之機關。”從以上表態(tài)來看，孫、黃雖有所退讓并稱由國民會議解決，但仍舊企圖造成先定都南京的事實。

而“兵變”后，袁世凱也不再同專使團會面，卻不時的派人將各地變亂的電報送來，其用意不說自明。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蔡元培等人也覺得局勢悲觀，他們向南京發(fā)去一電，稱：“內變既起，外人干涉之象既現，無政府之狀態(tài)，其害不可終日”，“培等會議數次，全體一致謂不能不犧牲我等此來之目的，以全垂危之大局。”

所謂“高手過招，高下立現”，在政治權術和經驗上，當時南方革命黨畢竟遠不如袁世凱來得老道；而在政治、經濟、軍事的資源上，他們也遠不如北洋勢力，在當時的情勢壓迫下，孫中山、黃興等人即使心有不甘，但也只能接受專使團的建議，放棄原來建都南京并堅持袁世凱來南京就職的主張。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身穿大禮服，在北京外交大樓中（即前清外務部公署）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是日，前清的舊官僚們也都按前朝慣例，向新總統(tǒng)排班謁賀，就連蔡元培等人也不得不雜列其中，鞠躬相慶。如此結局，倒像當時流傳的一首民謠說的：“橫商量，豎商量，摘下果子別人嘗；今也讓，明也讓，吃人的老猿稱霸王！”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