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情形在開始時和西方有點兒相像。宋代理學家程頤和朱熹重視“格物致知”，即鉆研萬物來找尋它們的道理法則，然后總結成為原理知識，而所謂萬物包括自然事物和現(xiàn)象24。英國著名科技史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科學思想史》里，便對朱熹等宋代理學家在自然科學上的貢獻予以了肯定25。換言之，中國同樣也有自然哲學，它和西方的不同之處在于，中國的自然哲學沒有像歐洲的那樣，在16、17世紀開始偏重實驗方法和數學26。

　　到了明朝，在“格物致知”和“經世致用”的大前提下，很多實用知識（和知識）得到廣泛傳播，包括建筑、水利工程、地形、氣候、天文歷法、財務、貿易、農耕、谷倉儲存、紡織等多方面的知識。當時不少著述，像陸應旸的《廣輿記》、顧炎武的《肇域志》、楊慎的《丹鉛總錄》和李泰的《四時氣候集解》等，都是有關實用知識的書籍27。

　　中國人也沒有忽略數學的功用。古代六藝包括禮、樂、射、御、書、數，數便是其中之一。宋明理學重視“理、象、數”的結合。明朝南京刑部郎中項麟認為“蓋天地之中，有理斯有象也，有象斯有數也，有數斯有據也”。換言之，要掌握理學，就必須擁有數學方面的知識。明代數學家朱載堉說：“夫術士知而未達理，故失之淺。先儒名理而復善其數，故得之深。數在六藝之中，乃學者常事耳……數非律所禁也，天運無端，惟數可以測其機；天道至玄，因數可以見其妙……夫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數。理由象顯，數自理出，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凡天地造化，莫能逃乎數。”28明人唐順之、程大位和馮應京等均有關于數學的編著，如程大位的《算法同宗》等；唐順之更在耶穌會傳教士來華之前，已主張利用古代的數學來解決天文歷法上的問題29。

　　耶穌會來華傳教士把古希臘的科學和數學傳入中國，獲得明清士大夫（像徐光啟和李之藻等）的賞識和肯定，主要原因是中國本身也有自然哲學，并且已恢復過去對數學的興趣。明末的士大夫認為，西方的學問和中國的“格致窮理”傳統(tǒng)有異曲同工之處。明人熊明遇出版過一本有關西學的書，名為《格致草》；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翻譯的一本西方采礦和冶煉技術的書，中文名為《坤輿格致》；法國的“巴黎科學院”在當時的中文譯名是“格物窮理院”30。

　　清朝時，中國數學家的地位被提高，漸漸替代了西方傳教士，其中以梅文鼎最為聞名。他把中國和西方的數學融會貫通，并力主利用數學來解決天文歷法上的問題31?？滴跬砟旮滦?ldquo;巴黎科學院”，在暢春園設立“蒙養(yǎng)齋算學館”，專門栽培中國自己的天文歷算學家。當時天文數學已被視為傳統(tǒng)學問的附屬，天文歷算學家普遍受到尊重，梅文鼎的孫子、數學家梅玨成，獲賜“算學進士”頭銜，另一名數學家王蘭生亦獲賜“疇人32進士”頭銜。其后考證學的興起，也增加了清代知識分子對古代天文數學的興趣，乾嘉時期的考證學家阮元撰有《疇人傳》一書，記載了古今300多名天文歷算學家的事跡和貢獻，包括多名西洋傳教士；阮元等還呼吁學者應該成為精通中西學問的“通儒”33。

　　但可惜的是，清代的數學和科學并沒有出現(xiàn)西方那種突破，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解決了歷法上的問題之后，當時的數學在中國再沒有其他顯而易見的實際用途34，因此只能吸引一些知識分子的好奇心——這和同期的歐洲為了解決現(xiàn)實問題，因此必須繼續(xù)鉆研和發(fā)展數學的情形截然不同（見上一節(jié)）。明清知識分子對古希臘數學和科學深感興趣，認為其具有新觀點，與中國古代數學相輔相成，也有人相信希臘數學源自中國。到了18世紀，清朝知識分子基本上已把古希臘和中國傳統(tǒng)數學融會貫通，但沒有再進一步發(fā)展35。

　　另一方面，由于羅馬教廷反對，耶穌會傳教士沒有把歐洲16、17世紀科學革命的尖端科學，如哥白尼和伽利略的新發(fā)現(xiàn)及牛頓定律等傳入中國。耶穌會傳教士起初只告訴中國人“地球中心說”，后來改為“地球太陽雙中心說”（指行星環(huán)繞太陽運行、太陽月亮環(huán)繞地球運行的說法，又稱“第谷系統(tǒng)”），最后才提及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太陽中心說”，這樣一改再改，前后矛盾，對中國的知識分子自然缺乏說服力。況且，耶穌會傳教士以傳教為首要任務，引進西方數學科技為次要，這令清廷和明清士大夫懷疑他們的真正動機。

　　牛頓科學和微積分學要到鴉片戰(zhàn)爭以后才由基督新教傳教士傳入中國，遲了近兩個世紀。達爾文在1859年發(fā)表進化論后，新教傳教士又因為認為它與基督教教義相悖，而遲至19世紀末才把這套理論傳入中國。歐洲的新科學在中國仍然被稱為“格致學”，研究這門學問的人被稱為格致師或格致家，到1894年甲午戰(zhàn)爭以后才改稱為科學和科學家36。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