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究竟殺了多少貪官

    一個理想中的靜態(tài)的小農(nóng)社會，是絕對不能容許存在貪污腐敗的。朱元璋一生，不屈不撓地與貪污作著你死我活的斗爭，但卻每次都是孤身冒進，又孤身而退，功虧一簣。在他整個的反貪生涯中，規(guī)模龐大的郭桓案，無疑是里程碑式的事件。在這個事件中，我們看到了朱元璋的道德制高點，看到了他的憤慨與暴怒，但最終，我們沒有看到他的理智。

一份超級人頭訂單

    對劊子手這份職業(yè)而言，洪武年間是一段難得的黃金時光。他們唯一的客戶朱元璋先生手里掌握著太多等待咔嚓的人頭，動不動就簽上兩張數(shù)萬人頭的訂單。那些年里，劊子手們身價百倍，從業(yè)人員數(shù)量也直線上升。

    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朱元璋先生豪氣干云，一口氣就簽下一張兩萬多人頭的大訂單（此后十多年里，這份訂單又不斷得到追加，最終超過三萬）。劊子手們本以為這已經(jīng)是最后的紀錄，孰料不到五年時間，朱先生又卷土重來，而且豪氣不減當年。

    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具體的人頭訂單有多大，恐怕連朱先生自己都不甚清楚。史書里說得很嚇人，“百姓中產(chǎn)之家大抵皆破”——這講的是百姓；官員們更倒霉，牽連全國十二個布政司，注意，當時全國就這么幾個布政司。朱元璋先生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就準備把大明朝的官員們一網(wǎng)打盡。

    據(jù)朱元璋先生自己在《大誥》里面所說，戶部侍郎（財政部副部長）郭桓的主要罪狀有這么幾條：

    第一條，應天、鎮(zhèn)江等五個州、府，是朱元璋最早的根據(jù)地，也就是“紅色老區(qū)”。由于老區(qū)人民長期“無私支援”朱元璋的軍隊南征北戰(zhàn)，為了回報這份恩德，朱元璋決定免除這些地方所有民田的夏稅秋糧，官田則減半征收。但是，到了征稅的時候，這些州縣幾十萬官田的夏稅秋糧，竟無一粒收繳上倉，全部被郭桓等人勾結(jié)地方官員，私自瓜分了。

     第二條，戶部本該收浙西地區(qū)的秋糧450萬石，郭桓卻只收了60萬石糧食和80萬錠銀鈔。這些銀鈔可以抵200萬石糧食。剩下的190多萬石糧食，就被郭桓伙同當?shù)氐墓賳T私分了。

    第三條，以郭桓為首的貪官污吏在征收皇糧國稅時，巧立名目，擾民害民，收取的費用五花八門，多如牛毛，比如：車腳錢、水腳錢、口食錢、庫子（即倉庫保管員）錢、蒲簍錢、竹簍錢、沿江神佛錢——什么叫沿江神佛錢？其實就是在運輸官糧的時候需要求神拜佛，以保佑官糧押運平安的錢。

    第四條，郭桓等人收受應天等地富戶徐添慶等人的賄賂，私自免除他們的馬草（戰(zhàn)馬所需的草料），將負擔轉(zhuǎn)嫁給已經(jīng)交納馬草的安慶百姓。

    第五條，也是最惡劣的，他們還搞納糧入水、納豆入水的勾當——每年都有一些奸詐的大戶，伙同倉庫官在豆、糧中拌水，以增加斤兩。每間倉庫容量不下一萬余石，往往只因為一戶刁民攙水，結(jié)果就導致官糧經(jīng)濕熱一蒸而全倉壞掉。這種惡劣的行徑，簡直令人發(fā)指！

    郭桓等人幾年之內(nèi)連貪污帶盜賣再加上摻水毀掉的官糧，總共給大明朝造成了2400萬石糧食的損失，而這相當于當時整個國家一年的收入。結(jié)果，出身貧民的朱元璋先生震怒了，他立即成立了以國家檢察院副院長（右審刑）吳庸為組長的郭桓案專案組。

統(tǒng)統(tǒng)地都該死

    郭桓等主犯們的腦袋自然是保不住了，同時，對他們同黨的追查在全國范圍內(nèi)展開，朱元璋先生決定采取鐵血措施。

    很明顯，朱元璋認為：把官員們拉出來排成一排，用機槍掃射可能有冤枉的，但隔一個斃一個，肯定有漏網(wǎng)之魚。在這個想法支配之下，為了保證除惡務(wù)盡，他超時代地采用了“寧可錯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wǎng)”的先進理念。

    嚴格的追查之下，朱元璋發(fā)現(xiàn)，幾乎所有六部的官員都成了郭桓的同犯。其中包括文化部部長（禮部尚書）趙瑁，司法部部長（刑部尚書）王惠迪，國防部副部長（兵部侍郎）王志，建設(shè)部副部長（工部侍郎）麥至德等部級高官顯貴，下面的臭魚爛蝦小嘍啰更是數(shù)不勝數(shù)。

    古語云“法不責眾”。但朱元璋先生不信這一套，他下令：該殺的都得殺！

    此案過后，中央各部，每個部里都只剩下寥寥可數(shù)的幾個掃廁所的清潔工，部長差不多成了光桿司令。這種場景，在中國歷史上絕對的空前絕后。

    中央的官員“近水樓臺先得月”，最先倒在了來勢迅猛的肅貪颶風之下，地方官員當然最終也難以逃脫朱元璋先生親手編織的既不疏，更不會漏的超優(yōu)質(zhì)漁網(wǎng)。朱元璋要求以贓款賄銀為線一路嚴查下去，一直追查到最初的行賄者。最終的結(jié)果令人震驚，大明朝竟有十二個省政府的官員涉入郭桓案——順便說一下，當時大明朝總共只有十來個省級行政區(qū)。

    朱元璋先生的憤怒可想而知。據(jù)《明史•刑法志》記載，在郭桓案中，從六部各個副部長往下，到地方各級官吏，牽涉此案而死者，達數(shù)萬人之多。……全國的“中產(chǎn)階級”，基本上都破產(chǎn)了。

    人頭訂單下到這種程度，顯然受冤枉的不在少數(shù)。當時就有人跟朱元璋說這個事情，但朱元璋完全不以為然。

    他說，各個衙門禍害百姓的時候，如果有人能夠?qū)习傩斩嘁稽c惻隱之心，不和他們同流合污；如果能夠拒絕在橫征暴斂的公文上簽字；能夠阻止貪官們的行為；或者用密奏把事情告訴我……他們?nèi)绻@樣做了，我還不分輕重一視同仁地懲處他們，那我確實是在枉殺無辜。可是，每次貪官們橫征暴斂時，他們都沒有任何阻止的行動，這樣不作為，把他們和貪污犯一起治罪，還有啥冤枉可喊的！

    行政不作為，本身就等同于犯罪。朱元璋先生的邏輯很前衛(wèi)，你不能說他不對；但也不完全對，因為朱先生處罰行政不作為的方式很極端，是殺頭。

一個潦草的收場

    殺了那么多官員，幾乎把全國所有的“中產(chǎn)階級”家庭都給整破產(chǎn)了，郭桓案橫掃了整個明代社會。盡管朱元璋先生打著維護老百姓利益的金字招牌，可這個案子確確實實損害了他的統(tǒng)治基礎(chǔ)，大大地傷了全國知識階層們的心。雖然不敢說朱元璋的不是，但對告發(fā)此案的御史，和審理此案的審判官們，知識分子們卻群情洶涌，議論鼎沸。

    朱元璋發(fā)現(xiàn)人頭訂單開得太大的后果有些不太對頭，于是趕緊出來收拾殘局。

    第一步就是下手詔列舉郭桓等人的罪狀。這其實是朱元璋在強行給案件定性，最高領(lǐng)袖定了性，下面的人就不敢再亂嚼嘴皮子。

    郭桓案確實存在貪污，但若說金額巨大到可以地抵得上國家一年的收入，規(guī)模巨大到牽涉全國部級以下所有官員，牽涉全國所有“中產(chǎn)階級”，那絕對是不可能的。郭桓只是戶部的一個副部長，在朱元璋剛剛處理完胡惟庸，剛剛增設(shè)了錦衣衛(wèi)的背景下，竟敢貪污如此巨額的國家收入，本身就很讓人匪夷所思；朱元璋的特務(wù)網(wǎng)絡(luò)遍及全國，許多官員白天貪污，晚上就被揭發(fā)，郭桓卻能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私吞幾個省的公糧，這也不正常；更何況朱元璋自廢除丞相之后，大事小事都事必躬親，成百上千萬石的糧食沒有按期入庫，難道朱元璋自己竟會沒發(fā)現(xiàn)，還需要等著御史來揭發(fā)？

    再者，從來這種貪污大案，參與的人是越少越好，如此既能保證安全，也能確保收益集中。郭桓貪污國家的公糧，卻居然放肆無忌地和禮部、刑部、兵部、吏部、工部各個部門一起分工合作，這根本就不符合常理。

    所以，這絕對是一樁經(jīng)不起深究的案件。雖非冤案，但其中必有許多朱元璋不希望被抖露出來的內(nèi)幕。

故而朱元璋趕緊下達手令，及時宣布了自己對這個案件的終審定性。他說，按照算起來，郭桓等人總共貪污了2400多萬石糧食，我現(xiàn)在追贓，只要求追出來700萬就算了。追700萬，有中產(chǎn)階級破產(chǎn)，你們就這樣議論紛紛，真要認真起來，我其實還該追贓2400萬呢。

    不過，話雖然說得激昂，但朱元璋終歸覺得一定程度的妥協(xié)還是必要的。所以他又做了第二步處理：進一步擴充自己那份巨大的人頭訂單。

    這次進入訂單的，是負責審理此案的一批審判官們。

    負責此案的國家最高檢察院檢察長吳庸，于是就成了最后一個因郭桓案被殺的官員，而且死得極慘，是磔刑——所謂“磔”，就是把肉一片片地割下來。吳庸先生的名字取得不好，他其實很有用，連死都極為有用，朱元璋可以用它來平息眾怒。

    辦完了這兩件事，朱元璋隨即下旨，大赦天下，宣布郭桓案就此結(jié)束，以后不再追究。

其實沒有收場

    朱元璋覺得事情結(jié)束了。但事情遠沒到結(jié)束的時候。

    在郭桓案中，龍江衛(wèi)的幾個倉官，因為參與盜賣官倉里的糧食，被處以墨面、文身之刑。就是在他們臉上、身上刺上恥辱的印記，挑斷腳筋、割去膝蓋后，仍舊留在倉庫里看管糧食。然而，還不到半年，一個進士到倉庫里去放糧，早晨發(fā)出200根放糧的籌碼，到晚上竟然收到203根。進士責問之下，發(fā)覺是上次受了刑的倉官康名遠不思悔改，私自偷出放糧的籌碼，轉(zhuǎn)賣給幾個同樣受過刑的小倉官，用來盜支官倉里的糧食。

    朱元璋聽說了這個事情后極為感慨，他說：“朕以為那些挑腳筋、挖膝蓋的刑罰已經(jīng)夠殘酷了，享受過個中滋味的人應當永遠引以為戒。哪里想得到，康名遠這幫人，盡管肢體已經(jīng)殘破，命也只剩下半條，卻仍然作惡不止，還在私自盜賣我的官糧！”

    朱元璋先生自己也納了悶了，他說，這等兇惡頑固之徒，“果將何法以治之乎？”我究竟該用什么刑罰來懲治他們呢？

    當然，這一類的問題，朱先生最后終歸要歸結(jié)到官吏們、百姓們的思想覺悟太低這個結(jié)論上去。作為一個性格剛強、自信力極強的人，朱先生平生極少懷疑問題的根源其實在自己身上。

    但羊毛出在羊身上，問題確實出在朱元璋自己身上。

    對于做官不要貪污，朱元璋有一套自己的理論。他經(jīng)常對那些即將走上工作崗位的官員們嘮叨：“老老實實地守著自己的薪俸過日子，就像是守著井底之泉。井雖不滿，可卻能每天汲水，長久不斷。若是四處搜刮百姓，你就是手段再高明，也難免東窗事發(fā)。一旦事發(fā)，你就要受牢獄之災。這時候，你的那些贓款又還有什么意義呢？這時候，你想用錢，能拿到手嗎？你都家破人亡了，贓物都成別人的了！”這段話被記錄在朱元璋親自編寫的《大誥》系列叢書里，后來被好事的史學家們美其名曰“守井哲學”。

    “守井哲學”本身沒有錯。問題在于：這口井的流量必須足夠大，再怎么著，也得能夠保證守在井邊的人不至于渴死才行。

    朱元璋先生的“井”，說實在話，流量小得有點離譜。例如：按照朱元璋制定的工資標準，一位縣太爺每年的年薪是90石大米，平均到現(xiàn)在，大約每個月也有2000-3000塊錢的樣子。朱元璋是不承認一切官場潛規(guī)則的，他覺得這個工資水平，縣太爺一家吃喝，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但縣太爺?shù)降胤缴先プ鍪?mdash;—那年頭不比現(xiàn)在，縣太爺不光是縣長、縣委書記那么簡單，同時他還是縣法院院長，縣檢察院檢察長，縣財政局長，縣稅務(wù)局長，縣工商局長……這么多事情要找人做，少不了要打點下面的小吏們，不打點，誰會賣力給你做事呢？縣太爺還得聘請跟班、聘請師爺?shù)鹊?，這些開支國家都不報銷，都得從縣太爺?shù)墓べY里扣；此外，上級路過，逢年過節(jié)什么的，招待、送禮都是少不了的，少了就沒法在官場混，這些也都得從縣太爺?shù)墓べY里扣。

    這樣一路算下來，兩、三千塊錢的月工資，等同于讓縣太爺去喝西北風。

    此外，還有一筆重要的“損耗”沒算進來。當時朝廷發(fā)的都是實物工資，官員領(lǐng)回家的不是大米，就是布匹，甚至還有胡椒，偶爾才發(fā)銀子。官員們的工資多少，是用大米來衡量的，所以這所有的東西，都要折算成大米。朝廷就經(jīng)常在折算率上跟下面的官員們玩貓膩。《典故記聞》里有記載：戶部曾將市價不過三四錢銀子一匹的粗布，折算成30石大米，而30石大米在當時的市場上，至少可以賣20兩銀子。這就等于是說，如果拿布匹當工資發(fā)給縣太爺，一位縣太爺每年只能領(lǐng)到3匹粗布。這樣的粗布拿到市場上只能換2石大米，縣太爺全家這一年，就只能出去挖野菜，就著野菜喝稀粥。

    朱元璋總是不斷抱怨，官員們今天早上上任，晚上就開始貪污。他殺了一批又一批，結(jié)果還是沒能阻止官吏們貪污，是因為官吏們沒法不貪污。

    當然，不貪污，嚴格遵循朱元璋先生“守井哲學”過日子的人也有，海瑞就是一個。不過海瑞守著這口要枯不枯的旱井，自己渴得皮包骨頭，還連帶著渴死了自己兩個兒子。（摘自《新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