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法衍繁到北魏，墨云蒸騰，奇峰疊翠，炫出一道魏碑奇觀。魏碑亦稱魏楷，其承漢隸，啟唐楷，與晉朝楷書、唐朝楷書并稱三大楷書，彼此競相開放，濃芳襲人。

    魏碑實乃漢文化與鮮卑文化融合的結晶，也可謂游牧邊塞文化撞擊中原華夏本位文化的產物。

    楷書萌發(fā)于魏晉之際，鐘繇的《宣示表》等作品已趨成熟之態(tài)。晉末，大批西晉知識分子隨晉室南渡，北朝書風便與南朝河分兩岸，大相徑庭。清朝劉熙載論曰：”南書溫雅，北書雄健“.

    魏碑由隸入楷，化隸成楷，成為楷書另一源脈：其一，魏碑多為民間工匠書家之作，清新剛健，鮮然勃發(fā)，生活氣息春云蔥蘢，與南朝士大夫”風流蘊藉“書風迥然相異。其二，北魏民間書法家們，一面直接從漢魏時期的隸書汲取營養(yǎng)，一面按照生活的樣子雕刻摹寫，用筆率性率真，自由奔放，架構因勢賦形，變異曼妙，不像唐楷法度拘泥，結體規(guī)范劃一，筆畫間距離關系過于”精確“.清代包世臣《藝舟雙楫》曰：”北魏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變態(tài)；唐人書無定勢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其三，以刻為寫，刀鋒凌厲，筆力遒勁，金石氣宇，渾樸厚重?！督鹗途帯芬粫f：”按造像立碑，始于北魏，迄于唐之中葉。“歐陽詢、褚遂良、李北海、蘇東坡、米元章、黃山谷乃至趙孟頫、黃道周、倪元璐、張瑞圖等，皆從魏碑中汲取精華，豐其羽翎。清中葉碑學興起，何子貞、趙之謙、鄭板橋、李瑞清，近代于右任諸家紛紛從魏碑脫穎而出，開宗立派。”平整宜從唐入手，風云可向魏晉尋。臨摹須走蚯蚓道，博覽猶似蜜蜂身“.趙之謙《章安雜說》：”二十歲前，學《家廟碑》，日五百字。“啟功詩曰：”題記龍門字勢雄，就中猶屬始平公，學書別有觀碑法，透過刀鋒看筆鋒。“于右任融行書與隸之筆意于北魏楷書，遂自創(chuàng)一格，獨步書林：”朝臨石門銘，暮寫十二品。辛苦集為聯，夜夜淚濕枕。“徐悲鴻有名聯”白馬秋風塞上，杏花春雨江南“,疏朗而凝密，柔軟卻剛勁，氤氳著濃厚的北碑遺韻。

    魏碑體多用方筆，如斧如鑿，棱角剛健，無絲毫圓滑世故之風之氣；如劍如戟，鏗鏘作鳴；筆畫不拘不泥，長短有致，一如宋詞元曲；參差中有章法，錯落中見嚴謹；筆力遒勁挺拔，氣勢雄健豪放。

    作為一種新型字體，魏碑融進拓跋鮮卑人的個性追求，奔卷著一股北魏新型王朝的皇風帝氣。”刊石勒銘“,寄志抒情，是拓跋氏的一個傳統情結。北魏歷代帝王每每贏取戰(zhàn)功，總是以石為紙，刊于其上，如拓跋珪”襲五原，屠之。收其積谷……于塞北樹碑記功“;拓跋燾”勒石漠南，以記功德“;拓跋濬”登碣石山，觀滄海……改碣石山為樂游山，筑壇記行于海濱“.

    ”北碑莫盛于魏，莫備于魏“,康有為”撫摸“著《暉福寺碑》，激動不已地贊其”書法高簡，為豐厚茂密之宗，隸楷之極則“,后于《廣藝舟雙楫》列數魏碑十美：魄力雄強，氣象渾穆，筆法跳躍，點畫峻厚，意態(tài)奇遠，精神飛動，興趣酣足，骨法洞達，結構天成，血肉豐滿。

    北碑之林，惟《暉福寺碑》與《張猛龍碑》最為秀卓。《暉福寺碑》刻于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年），篆額為”大代宕昌公暉福寺碑“,現藏西安碑林。此碑系魏碑早期代表作，方峻端整，鋒芒犀利；碑陰所刻少數民族姓氏，稀粹為民族史研究重要資料。《張猛龍碑》全稱《魏魯郡太守張府君清頌之碑》，立于北魏明孝帝正光三年（522年），現存曲阜孔廟，碑文記頌魏魯郡太守張猛龍興辦學校功績，碑體乃魏碑后期佳構，其筆觸法勢清新自然，流宕天真，從心所欲，卻不逾矩。兩碑前呼后應，交相映照，以北碑乃至中國書法里程碑意義，為人們所珍愛與仰敬。

    平城作為魏碑發(fā)祥之地，精品燦爍，俯仰可拾。分別出土于大同市城南智家堡北沙場的北魏明元帝永興元年（409年）”王禮斑妻輿“墓磚、大同城東沙嶺村壁畫墓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的破多羅太夫人題記，見證著魏碑的初創(chuàng)。太武帝太延三年（437年）《皇帝東巡之碑》，魏碑書體已成定勢，至《司馬金龍墓銘》《永固陵碑石殘片》，日臻成熟。尤是文成帝《南巡碑》，驚世駭俗，閃電穿云。其筆力蒼健，氣勢雄渾，令人嘆為魏碑觀止。

    道武帝開國立政，太武帝統一北方，兩帝皆以”武“標稱，謂武力征服時代；文成帝、獻文帝、孝文帝三帝皆以”文“揚名，屬文治時期。文成帝感謝拓跋珪和拓跋燾，他們以熱血與冰劍，為他的國朝日月抹上和平無戰(zhàn)事的亮色，”四方無事，國富民康“,使之有財力物力人力和精力開鑿云岡石窟，也讓他在太陽底下，車轔轔，馬蕭蕭，大規(guī)模實施南巡。

    談及魏碑，無論如何不可忽略”嘎仙洞“洞壁上刻寫的太武帝”祝文“.”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前來平城朝貢的烏洛侯國使臣，向太武帝獻上一份特殊”禮物“--在大鮮卑山發(fā)現拓跋氏祖廟”嘎仙洞“的佳音。

    太武帝遂選派一支由500多人組成的朝圣隊伍，浩浩蕩蕩，自平城出發(fā)，從春天走到秋天，行程四千余里抵達大鮮卑山，虔誠拜祭了祖先圣廟，并將其囑托的一篇祭祀文誥雕刻在嘎仙洞洞壁。這篇后來收錄在《魏書》里的”祝文“,成為嘎仙洞即是鮮卑人祖宗石室的確鑿依據，也是一幅精粹秀杰、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魏碑書法珍品。

    ”云為山態(tài)度，水借月精神“.佛教推波魏碑書法，魏碑助瀾佛教藝術。寺廟是弘揚佛法的重要場所，書法是寺廟文化的詩意符號。云岡石窟第11窟內的”太和七年題志“,作為魏碑早期稀缺之作，當屬上乘之品。其謀篇布局，厚重渾樸，洋洋大氣；用筆勁挺沉靜，酣暢雅美；骨力蒼古，隸韻飛動；剛柔圓曲，妙味十足。正所謂”咫尺有萬里之勢“,實乃”體莊茂而宕以逸氣，力沉著而出以澀筆“之典范。在萬佛堂石窟《元景造像碑題記》前，梁啟超”眼睛一亮“地稱贊說：”天骨開張，光芒閃溢“.

    經書在敦煌文物中熠熠閃光，這些經書里已發(fā)現有21件屬北魏寫經真跡：《龍門二十品》之第一珍品《始平公造像記》，乃公元489年北魏平城時期所刻。

    書畫同源，寫到極處便是畫，畫到極處即為字。北魏書法獨領風騷，其壁畫亦堪稱一絕。石家寨北魏司馬金龍墓葬壁畫屏風漆畫，烈女、將相、高士、逸人……眾生百相，世態(tài)萬象。《中國美術全集》解讀：”其繪畫風格頗近于傳為顧愷之的《女史箴圖》，人物悟對通神，色彩富麗，略有渲染，線條勾勒工整，屬鐵線描。“大同沙嶺北魏墓中壁畫，一筆一畫，一線一描，透出濃烈的草原生活氣息，被列為2005年全國十大考古發(fā)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