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想千余年前，時在貞觀某冬日，大雪初霽……諸公圍爐執(zhí)杯對飲，其情甚歡，望窗外冬景，煞是可觀，一時忘乎所以，故有抽字賦詩之舉，以詠情境。”這段崔凱筆下還原的風雅之事，主角是初唐時期的朝中名流令狐德棻等人，地點則是在當時長安城朱雀門街東第三街、從北第七坊的親仁坊內(nèi)。如今，這里是崔凱工作的地方——西安建筑科技大學所在地，親仁坊也是崔凱尋“坊”長安的起點。
西安明城墻永寧門。除標注外均由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張博文攝
“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白居易在《登觀音臺望城》一詩中，如此描繪唐長安城之布局嚴整與規(guī)制宏大。千年之后，考古學家繪制的標注有108坊的唐長安城平面圖，頻頻出現(xiàn)在西安的各大熱門旅游景點，成為今人穿越時空、與古人對話的重要依據(jù)。
坊，唐長安城人們居住生活的主體。“唐時，王公貴族、黎民百姓、販夫走卒，就在各個坊中經(jīng)歷著各自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長安真正的精彩也往往就在其中。”崔凱說。然而，盡管前人多有研究，但唐長安城的每一座坊，具體在今天西安城的什么位置、發(fā)生過什么歷史故事，“除了一些經(jīng)過發(fā)掘確認并被保護的點位，多數(shù)都只能說個大概，難以被精確描述”。
由此，這位自稱“少喜究古，于路途見殘磚斷瓦輒好執(zhí)而辨析之，發(fā)過往之遐思”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學“85后”青年教師，萌生了繪制精確細致的唐長安城古今對照圖并在此基礎(chǔ)上進行尋訪和考證的念頭。
2010年至今，他帶領(lǐng)團隊讀唐書、閱城志，實地踏勘一府一園、一宅一寺，十余年間，考坊百余，在前人研究的基礎(chǔ)上，將現(xiàn)代遙感技術(shù)與考古報告、文獻資料相結(jié)合，完成了唐長安108坊之坊名釋義、坊中詩、古今址對照、坊中風物軼事等的考證，繪制出了精確細致的唐長安城古今對照圖。
復原圖繪制反復修改1000多次，閱讀文獻資料超過6500萬字……14年來，崔凱和團隊成員醉心于這項被一些人視作“無用”的“苦差事”，并以此為樂。
“從古至今，中國人做學問都講求經(jīng)世致用。”他說，唐長安城是中國城市發(fā)展史的一座里程碑，承載了中華民族的盛世記憶，“如今又逢盛世，我們想為這座世界文化名城留下更精確、更完整的歷史存念”。
崔凱（左四）與師生在補繪北宋《長安圖》碑前進行研討。（受訪者供圖）
尋“坊”十四載
“元衡宅在靖安里，十年六月三日，將朝，出里東門，有暗中叱使滅燭者，導騎訶之，賊射之中肩。”一提到位于今西安市雁塔區(qū)的靖安坊，崔凱便脫口背出《舊唐書·武元衡傳》，語速飛快，一字不差。
令崔凱感興趣的，不單單是武元衡這位唐朝詩人、鐵血宰相被暗殺事件之生動情節(jié)，更是古代史官在行文之中點明的武元衡宅之具體位置。“按上下文的敘述邏輯，武元衡宅應在靖安坊東門之南。”
結(jié)合考古報告和實地勘測，崔凱團隊考證出唐長安城靖安坊東門，在今西安市雁塔區(qū)雅荷翠華小區(qū)1號樓，西門在雁塔區(qū)長安中路西旅國際中心停車場，而武元衡宅就位于雅荷翠華小區(qū)2號樓之東側(cè)空間。他對這一坊名的注釋，則綜合《廣雅》等古籍文獻：“《廣雅》云：靖，安也；《爾雅》云：安，定也；故靖安之義，安定也。”
自隋朝開皇年間大興城興建始，隋唐長安城經(jīng)逐步營建后，面積超過84平方公里。整座城沿中軸線朱雀大街東西對稱，11條南北大街與14條東西大街將全城切分為108坊（加東市、西市共計110座），頂峰時居住人口超過百萬，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繁華的國際性大都市。
“唐長安城宮闕樓觀鱗次櫛比，無數(shù)名流雅士曾在這片土地上生活。宮殿之外，占據(jù)城市主體的108座里坊，則是更為生動和有趣之所在，很多歷史事件在這里策源，無數(shù)市井歡歌又在坊中上演。”崔凱說，這么偉大的一座城市，有必要把它的前世與今生對應起來，這也是西安厚重的文脈所在。
崔凱最早考證完成的親仁坊，其東門址位于今天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學校史館北側(cè)，結(jié)合考古資料和文獻記載，他考證出親仁坊東西南北四門的精確位置，并依據(jù)《舊唐書》《大唐回元觀鐘樓銘》石碑碑文等史料，梳理出唐肅宗遷司天臺、改回元觀等諸多與親仁坊密切相關(guān)的歷史事件。
然而，考一坊容易，尋百余坊的難度，遠超崔凱的想象。
首要難點在于坊跡難尋。“唐長安城毀于唐末戰(zhàn)火。新中國成立后，考古工作者進行了大量搶救性工作，獲取了很多豐富且直觀的信息。但遺憾的是，受客觀條件制約，迄今為止并沒有完整地將一座坊的遺址以考古發(fā)掘的形式予以揭示。”崔凱說，“而隨著大規(guī)模城市建設(shè)的推進，要想再通過考古發(fā)掘辨認出長安各坊的完整細節(jié)，已經(jīng)很難。”
可喜的是，長安作為歷代文人墨客的理想高地，大到城市風貌，小到街巷民居，歷代都有人在追述、記錄，如唐韋述撰《兩京新記》、北宋宋敏求撰《長安志》、南宋程大昌撰《雍錄》及清人徐松撰《唐兩京城坊考》等專書。求諸文獻、皓首窮經(jīng)成了一條可行路徑。
“我們面對的是海量的古籍，史料的挖掘與解析非常艱巨。”崔凱說，從官修正史、唐人筆記到類書、詩文、地方志、唐傳奇，要在各類文獻中提取分析跟唐長安直接或間接相關(guān)的有價值信息，整個研究過程猶如沙里淘金。14年來，團隊查閱過的古代文獻就超過6500萬字。
2020年1月，為了找到日本學者足立喜六所著《長安史跡研究》的原始版本，崔凱遠赴日本，帶著翻譯器，在東京神保町跑了數(shù)百家舊書店。為了信息更準確，文獻只能在原典中一點點積累；為了確保細節(jié)的精確，很多數(shù)據(jù)需要一個個求證，“想要誤差最小，除了多跑多看，別無他法”。
“我們把西安城的角角落落都跑遍了。”研究團隊成員、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副教授嚴少飛說，今西安城與唐長安城基本疊合，而唐長安城選址在漢長安城之南，有東西走向的六條土崗橫貫，地勢從北到南漸次升高，“很多時候我們只能騎單車，因為能隨停隨走。常常不是爬坡、就是下坎，在城市的犄角旮旯里踏勘，夏天常常熱得滿頭大汗”。
晚唐詩人杜牧居于安仁坊；延康坊北門之西有閻立本宅；常安坊東北隅有章懷太子廟；如今西安的熱門商圈小寨天橋一帶，唐時為蘭陵坊，詩人楊巨源形容此地“三畝嫩蔬臨綺陌，四行高樹擁朱門”……由一座坊到一座城，崔凱和團隊成員克服重重難關(guān)，經(jīng)過日復一日的考證，不僅讓唐長安城108坊有了更精確的歸屬，也讓這些沉積于歷史的里坊有了更清晰的面容。
“復原圖繪制過程中，為求整體及細節(jié)之位置精確，我們反復勘定、對比修改1000余次。”從事城市文化遺產(chǎn)保護研究的團隊成員、西安建筑科技大學教授王新文說，因為復原圖尺寸大，很多修改都是他們趴在地上完成的。圖上，坊的面積、道路寬窄、大明宮西宮墻走向的傾斜角度，這些很容易被忽略的細節(jié)，都被團隊點點滴滴地呈現(xiàn)出來。
在崔凱的辦公室里，唐長安城古今疊合圖、與今西安市區(qū)道路疊合圖、郭城內(nèi)遺跡圖等三張尺寸碩大的圖紙，將唐長安城的遺址、里坊與今天西安的地圖精準疊合。這傾注了團隊成員十多年心血的成果，早已被崔凱刻進心里，“行走在西安的大街小巷，我腦海里就會浮現(xiàn)出它歷史上的樣貌”。
西安興慶宮公園。
注解“唐詩之城”
“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此屋豈為華，于我自有余。中堂高且新，四時登牢蔬……”“唐宋八大家”之一韓愈寫下的這首《示兒》，既道出了當時在國都長安買房之不易，又將入住后的喜悅表露無遺。“韓愈宅位于當時長安城靖安坊內(nèi)。”崔凱說，和現(xiàn)在人們買房之后，總要忍不住曬曬朋友圈一樣，這首詩記錄了一代文豪在長安買房的真實心境，很容易引發(fā)當代人的共鳴。
“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大唐長安山河壯麗、氣象萬千，從灞橋煙柳到終南秋色，從曲江流飲到雁塔題名，這座承載著當時人們光榮與夢想的城市，也是無數(shù)絕美唐詩的誕生地。
“言唐詩必言長安。如果長安是個大舞臺，那么每座坊就是一個小劇場，這里既有歡歌，又有嗟嘆，是很多唐詩的孕育場所。找到坊中詩，就能讓長安108坊更具氣韻，更有故事感。”崔凱說。
但在浩如煙海的唐詩中尋找坊中詩談何容易。“我們用最原始的辦法，把《全唐詩》分門別類，一首一首梳理、分析。”研究團隊成員、西安建筑科技大學文化藝術(shù)教育中心講師孟欣介紹，“那些沒有明確定位的詩歌，我們就考證詩人的居住地點或社交范圍，再結(jié)合詩中的具體元素加以考證、核實，讓它定位更準確。凡是把握不準的，我們都不會將其列入坊中詩。”
截至目前，研究團隊已梳理出坊中詩696首。在他們看來，若要通過詩歌認識長安108坊，白居易是絕佳的“導游”人選。“閑出、飲酒、賞雪、看花，白居易很喜歡寫詩抒情言志，很多詩歌還‘自帶定位’。”崔凱說，經(jīng)他們整理發(fā)現(xiàn)，白居易寫于新昌坊的詩就有15首，其中不少詩的標題或正文中都有明確的“新昌”二字。
在修行坊，白居易寫下《送張山人歸嵩陽》一詩，其時“黃昏慘慘天微雪，修行坊西鼓聲絕”；在昭國坊，他在閑居時直言“何以養(yǎng)吾真，官閑居處僻”；在永崇坊，他感嘆“永崇里巷靜，華陽觀院幽。軒車不到處，滿地槐花秋”……“不同于韓愈，白居易到老都一直是長安的‘租客’，不同時期住在不同的坊中，因此留下的坊中詩也格外多。”崔凱說。
而從坊中詩寫作的“熱度地圖”來看，如今西安的旅游勝地大雁塔、青龍寺等，在唐代就是詩人們出行“打卡”的熱門郊游目的地。“今天的大慈恩寺（慈恩寺塔即大雁塔）及大雁塔南廣場，位于唐代晉昌坊東部。唐代《兩京新記》稱大慈恩寺‘南院臨黃渠，竹木森邃，為京城之最’，這里自然也成了詩人們吟詩留名的熱門地點。”孟欣說。
翻開晉昌坊的坊中詩，寫作者從邊塞詩人岑參、高適到著名的杜甫、白居易，再到元稹、賈島、李商隱等，彼時的晉昌坊中可謂“群星閃耀”，多數(shù)詩篇與慈恩寺有關(guān)。作為登高望遠之地，很多詩人于此登臨以觀山河，岑參形容此地“塔勢如涌出，孤高聳天宮”，高適則在此看到“千里何蒼蒼，五陵郁相望”。
“除了慈恩寺，青龍寺與樂游原也是當時長安城的熱門景點。”崔凱說，新昌坊南門之東為青龍寺，升平坊東北隅古有漢樂游廟遺跡，兩者都在今西安東南區(qū)域的樂游原上。這里地勢高、景色佳，南有曲江池、西有大雁塔，為長安一大形勝之地。唐代著名詩人幾乎都曾在此吟詩作對，如李白之名句“樂游原上清秋節(jié)，咸陽古道音塵絕”，李商隱的“向晚意不適，驅(qū)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等。
詩在，長安就在。“長安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唐詩之城’。但可惜的是，目前很多長安城中的唐詩誕生地，仍處于‘游者不知其方’的狀態(tài)。希望有一天，我們考釋的這些坊中詩，能和坊中風物、名人軼事一起，成為西安街頭的一種標識，矗立于里坊的古址附近，以深厚的文化積淀彰顯大唐都城的盛世風貌。”他說。
西安大唐芙蓉園。
板凳要坐十年冷
“自唐代韋述開始，有志于考證、復原這座城市的人們，都帶著一種志古、求古的淳樸情感。”崔凱坦言，自己對于長安城坊的考證之路，也源自單純的好奇心，“最初我之所以研究親仁坊，就是因為在學校草坪里撿到了一塊唐代瓦片，只想弄清楚這片區(qū)域在唐代到底是什么樣的，于是便開始查史料、寫論文……”
在崔凱所著、即將出版的25萬字《唐長安城坊古今注》一書序言中，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著名考古學家安家瑤這樣寫道：“從坊名解釋、古今地址對考、附考、坊中詩四個角度來對唐長安城郭城的各個里坊進行注解，這對于一名非考古專業(yè)的學者來說，如非出于赤誠的熱愛、擁有堅毅的耐力，可以說是難以完成的一項艱巨任務。”
既非教學任務，也非課題項目，更沒有經(jīng)費支持，崔凱的研究被一些人調(diào)侃為“沒啥用”，而擺在他面前的，又常常是浩如煙海的文獻，僅追溯坊名，就要閱讀《國語》《尚書》《爾雅》《史記》等大量經(jīng)典著作。只能利用業(yè)余時間埋頭苦干的崔凱，也曾心生絕望之感：“考釋工作只能靠日積月累，那種心情就像看著水一滴一滴往下滴，卻不知道啥時候能接滿一桶，不知道什么時候是個頭。”
板凳要坐十年冷。2010年至2016年，崔凱跟隨導師、著名城市規(guī)劃專家王樹聲完成了《中國城市人居環(huán)境歷史圖典》的編著工作。“王老師帶領(lǐng)大家翻閱了3000余部文字資料，收集古代文獻1000多萬字，并對1400余座古代城市所存上萬幅地圖進行了搜集整理，歷時12年完成編纂工作。”崔凱說，“老師能完成18卷的《中國城市人居環(huán)境歷史圖典》，一座城又有何難？我愈發(fā)認識到做學問不能急于求成，要經(jīng)得住打擊、耐得住寂寞。”
正是在導師“莫負今生黃金歲，俯首續(xù)學朝夕時”的言傳身教中，崔凱帶領(lǐng)團隊成員以“絕知此事要躬行”的研究態(tài)度，勤于思考、反復踏勘，持之以恒做研究。
“周末和節(jié)假日崔老師也很少休息，城坊研究幾乎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有時候深夜1點，他還在跟我們探討數(shù)據(jù)的精確性。”研究團隊成員、西安建筑科技大學校報編輯詹鵬超說，“他隨時隨地能切換到‘唐朝模式’。實地踏勘時，每到一個地方，崔老師的故事和史料就一個接一個往外蹦，腦海中好像藏著一幅大唐長安寶藏圖。”
無心插柳柳成蔭。這項源自興趣、被旁人視作“無用”的自主研究，入選了2023年國家社科基金資助學術(shù)通俗讀物項目。“我感覺像做夢一樣，這說明只要學問做得扎實，研究就不會被忽視。”崔凱說，“但我們的研究也只是利用交叉學科的優(yōu)勢，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礎(chǔ)上，做得更精確、更系統(tǒng)而已。”
作為山東鄆城人，崔凱已在西安生活超過20年，對這座千年古都的認識也愈發(fā)立體。“我從不將自己視為外地人，因為于國人而言，長安是座理想之城，也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集大成之地。我仰慕她、熱愛她，也會永遠研究她。” 作者：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陳晨 孫正好 蔡馨逸 張博文
(責任編輯：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