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要我脫貧”轉變?yōu)?ldquo;我要脫貧”,注定會有段長路要走。在這個過程中,需要的是多找問題、多想對策,而不能簡單把責任歸咎于困難群眾　　

　　梁建強(新華社湖北分社記者)

　　大西北網訊  下鄉(xiāng)調研,鄂西山村的幾名村干部講起一位貧困戶的三次拒絕。

　　起初,村子打算將發(fā)展油茶種植作為精準扶貧的支柱產業(yè)培育,好不容易從外面請來了專家,一位中年貧困戶卻就是不愿意參加技術培訓會——“去了也沒用,肯定學不會。”退而求其次,村里的養(yǎng)羊合作社打算把他納入其中,卻再次被拒絕——“誰受得了那個味喲。”動員再三,村干部建議他種點柑橘樹,卻再次碰壁——“長在山上,哪個愿意天天往上爬。”

　　“那怎么脫貧?”村干部問。

　　“電視里說了,2020年都要脫貧,國家肯定還會有政策的。”貧困戶不假思索。

　　干部們哭笑不得。而這樣的尷尬,在基層并非個例。

　　全國優(yōu)秀縣委書記、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東縣原縣委書記陳行甲也講過一個現(xiàn)象——少數貧困戶出現(xiàn)了這樣的心態(tài):“我是窮人我怕誰”“我是小老百姓我怕誰”“我掐著你玩”。有少數貧困戶對來家里幫扶的干部很麻木,認為干部比他更著急,他不脫貧干部交不了賬,而且脫貧表上還要他簽字呢!

　　“要我脫貧”而不是“我要脫貧”,部分貧困戶面對精準扶貧工作時主動性缺乏的問題客觀存在。精準扶貧,并非朝夕之功；扭轉貧困戶面對扶貧工作時“反正有國家兜底”“村干部比我們還急”的“等靠要”消極心態(tài),從“要我脫貧”轉變?yōu)?ldquo;我要脫貧”,注定也會有段長路要走。在這個過程中,需要的是多找問題、多想對策,而不能簡單把責任歸咎于困難群眾,怒其不勤。

　　扶貧政策好,為何部分貧困戶積極性不高?

　　基層調研中,幾類問題比較常見,一類是貧困戶已經適應了既有生活方式,多年中形成的既有生活習慣很難輕易扭轉。守著二分薄地、收上幾袋糧食,吃飽肚子不是問題,于是,有些人也就“知足常樂”了。

　　另一種,則確實是因為文化程度不高,對于新知識、新技術掌握較慢,對于新的產業(yè)項目落地心存擔憂,不愿主動參與其中,因而在扶貧路上逐漸“掉隊”。

　　除此之外,還應看到,有的地方是因為村里的產業(yè)發(fā)展搖擺不定,或是不夠貼合地域實際,難以贏得貧困村民的配合和理解。“頭年一哄而上,來年一拍兩散”,項目時常“虎頭蛇尾”,貧困戶自然難有參與動力。

　　諸如此類的原因,還有不少。

　　實現(xiàn)“要我脫貧”到“我要脫貧”的轉變,必須堅持對癥下藥。破除“懶漢”思維、扭轉扶貧認知,需要多多進村入戶宣講政策,破除貧苦戶盲目“等靠要”的心理惰性；推廣新技術、新項目時,首先要多和百姓溝通,聽取民意、集納民智,用“看得見”的前景,換來百姓“放下心”的跟隨。

　　扶貧并無定式,精準扶貧更要精準施策,因地制宜、因戶制宜必不可少。以湖北省咸寧市為例,當地積極探索多種模式,推動精準扶貧工作由精準識別轉入到精準施策,初步形成了農戶自發(fā)型、項目引導型、新型經營主體帶動型、現(xiàn)代服務業(yè)四種模式；與此同時,當地還大力推行“3+X”產業(yè)脫貧套餐,即以楠竹、茶葉、油茶“三大百億”產業(yè)為主打,加快建設香菇、木耳、蝦稻連作、蝦蓮共作、特色畜禽養(yǎng)殖等一批“短平快”的產業(yè)脫貧項目,并指導各地根據自身優(yōu)勢和產業(yè)傳統(tǒng)發(fā)展“一村一品、一縣一品”,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脫貧“產業(yè)鏈”,贏得了貧困戶的理解、支持與參與。

　　在巴東縣,陳行甲也給干部們提出了建議——把開會念文件的時間擠一點出來,到群眾中去,多開屋場院子會,多給群眾交一些政策的底,多跟群眾交交心。“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寓教于樂,吃了苦也讓衣食父母們心疼一下,再不忍心找你們扯橫皮。”

　　陳行甲的另一個建議,是對群眾的教育引導不能生硬說教。“你們能不能想一些既接地氣,老百姓又看得懂的標語刷出去,讓老百姓也體會體會你們的苦心。”比如,“國家大力扶持,我們曉得好歹,最終脫貧要靠我們自強勤快”；或者是,“黨的政策好,自己也要使力搞”之類的。

　　精準扶貧,注定是一場“攻堅戰(zhàn)”,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但找準癥結、找對路子,對貧困戶的幫扶總會有辦法。反之,如果把責任完全歸咎于百姓的不配合,碰了壁就對貧困戶敬而遠之,脫貧只會是遙遙無期的夢想。

　　就連文章開篇那個有些“挑剔”的貧困戶,如今的去處也有了著落——村子所在鎮(zhèn)的產業(yè)基地引進了一家公司,需要門衛(wèi),村里推薦他去應聘,求職成功。對于這份工作,他倒十分滿意。

　　“看好門就行,屋里還有空調呢。”見到記者,他樂呵呵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