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中國在西方獲各種“人權獎”的極端異見人士越來越多，獲獎者的名氣則不斷走低。中國社會如今早已見怪不怪，我們都知道這個國家有一些對抗政治制度的人，西方支持他們，這已經是中西之間博弈的定式之一。
由于中國發(fā)展的總量很大，中國同西方交往的主體內容也有了驚人規(guī)模，中西這種摩擦在雙方關系中的占比相對萎縮，極端異見人士在中國的影響萎縮得更快。他們往往還不如互聯網上的合法批判者更受關注。
確切說，極端異見人士在中國已完全邊緣化了，西方繼續(xù)利用他們刺激中國是缺少創(chuàng)新的表現。事實上整個西方輿論的聲音也在中國越來越小，它們在輸給中國微博上的熱鬧。
“赫爾曼·哈米特獎”的最高個人獎金額不到1萬美元，它的宗旨之一據說是要給受到各國政府“迫害”的人一些“生活補貼”。但他們或許不知道，這點錢對今天中國的合法批判者們是小得可憐的數目。中國已是“大塊頭”，西方花的那點錢和他們的愿望相比實在是杯水車薪。
中國同西方在人權問題上爭不清楚，雙方相互根本聽不懂對方說的話。那就算了。中國國內的人權批評如今已經要多少有多少，它們雖有時偏激，但都比較具體，社會能搞明白來龍去脈。西方發(fā)人權獎往往找了突兀的緣由，選了奇怪的人，我們對此不必費太大心思琢磨。
西方批評中國人權當然不是毫無正面意義，它們畢竟對中國社會帶來過觸動。有時對抗也是相互影響的一種方式。然而客觀地說，西方的很多批評都超越了中國現實，從而引發(fā)了中國人對西方這樣做背后用心的高度懷疑。這一切嚴重破壞了中西之間的戰(zhàn)略互信，它帶給21世紀的負面損害遠遠高于正面收益。
極端異見人士在中國改革開放中扮演了很另類的角色，但即使很久以后回過頭再做評價，他們也決不會被看成推動中國前進的主流力量。西方給這些人如此集中地發(fā)獎，如果不是西方的惡作劇，就是他們對中國的力量分析發(fā)生了本末倒置的偏差。
中國社會的多元化造成了國家前進方式的微妙改變。過去政府發(fā)出號召，社會一呼百應。現在爭論發(fā)生了。國家再犯重大錯誤的幾率小了，但同時社會的運行效率也在降低。中國正在這些變化中尋找新的平衡點。極端異見人士突破了社會變化和探索的合法系統(tǒng)，他們制造出破壞性，對他們的依法追究決非這個時代的意外。
西方對中國極端異見人士的支持看似越來越密，但這種事最出風頭的高潮實際已經過去，它對西方漸成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如今做這些事的西方組織更像搞商業(yè)公關，它們裝腔作勢，傍著中國崛起找噱頭炒作自己。那些所謂的“人權獎”都是絞盡腦汁吸引公眾關注的游戲。
(責任編輯：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