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蒿溝村
紅棗掛滿樹
晚秋的臨縣青涼寺鄉(xiāng)青蒿溝村,與坐落在黃土高原上星星星點點的所有小山村一樣,袒露出了豐盈的秋實:谷穗黃了,棗兒紅了,玉米須枯了,紅小豆從包里探出頭來了。
青蒿溝村名副其實,兩山夾一溝,二道川順著溝底蜿蜒流過。從村中數(shù)十顆粗粗的參天白楊、槐樹、河柳中看出,該村飽經(jīng)滄桑,已有悠久的歷史。
該村給記者的第一印象,是在高高的兩山中間和溝谷當(dāng)中不規(guī)則地散布著的一座座窯洞。窯洞頂上聳立的煙筒,或為碎石、磚塊壘砌,或為無底瓷缸,或為鋼管、鐵桶,其口部無不淤積著厚厚的煙油。窯洞頂上一般都有一小片菜地,一兩顆棗樹或槐樹,如果不是走到洞前看到上方的窯洞,外面人絕不會知道這家的洞頂,就是那家的院落。
在該村扶貧的臨縣人民銀行干部老呂告訴記者,這里的冬天漫長而寒冷,最冷時氣溫達零下二三十?dāng)z氏度。磚木結(jié)構(gòu)的房子,由于建材難找,而且也不御寒,所以人們就只能選擇造價低廉、簡單易建,而且保暖性能良好的窯洞居住。經(jīng)濟條件好的人家,從底部到頂端用石塊或磚來箍窯,以保護崖面,防止泥土滑落;經(jīng)濟條件差一點的人家,則在窯頂搭一簡易木架,抵擋泥土滑落。但不論什么樣的窯洞,里面都顯昏暗,并且每家的陳設(shè)也大體一致:進入窯洞,便是寬而窄的條桌,桌子的上方就是大大的穿衣鏡。緊挨桌子的是糧囤,糧囤并列著的是水缸,水缸挨著的是灶臺,與灶臺連著的是主人睡覺的大土炕。一孔窯洞約有20多平方米,有的人家有兩孔,有的是三四孔,也有的是四五孔。記者注意到,每家不論幾孔,如今還住人的也大都是一孔了,其余的不是廢棄,就是堆放著糧食或雜物或農(nóng)具。
10月10日,記者來到青蒿溝村,看見最多的就是路邊、院落、山坡上和二道川畔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棗樹,在青翠的樹葉中,掛滿枝頭的紅棗格外惹眼。
“早就到了收棗時節(jié),這里的人怎么還不打棗呢?如果遇上場連陰雨,棗豈不都淋壞了?”記者的疑問,勾起一位陪同的村民的苦衷,他說:“打棗?我還準(zhǔn)備砍(棗)樹呢!前些年,臨縣紅棗名氣大、賣的好,可這樹卻不爭氣,給咱結(jié)不下幾個,每年不是開花的時候降溫、大風(fēng),就是成熟的時候冰雹、陰雨,反正是收不下多少。去年,這里的紅棗趕上了百年不遇的好收成,結(jié)果鮮棗兩三毛錢一斤沒人買,晾干后五六毛錢一斤沒人要。打棗也就是那么幾天,到了打棗的時候,一個人忙不過來,我就雇了人幫著打,結(jié)果最后我賣棗的錢,還不夠給幫忙人的工錢呢。今年的棗結(jié)的不算好(多),價格也跟去年差不多,干脆就讓它在樹上長著吧,還能喂喂喜鵲什么的,省的我再賠錢。”
收秋老與婦
紅棗可以不要,但糧食卻不能不收。然而記者在村中采訪所見,無論是在家門口掰玉米,還是在山坡上割紅小豆者,都是老人和婦女。走遍全村,街上地頭沒見到一位青年和孩童。
“全村的青壯年男人都外出打工去了,女人也跟著出去給做飯、帶孩子,這陣子,二百六七十口人的村子,留在村里的只有五六十號人,平均年齡在五六十歲以上了。”一位老大爺對記者說,“前十幾年,收秋時還有閨女、媳婦給幫忙,后來村里的學(xué)校倒塌(關(guān)閉)了,孩兒們都到縣城上幼兒園、念書了,她們都陪著孩兒們,學(xué)校不放假,她們是不回來的。再說家里地不多,也打不下幾兩糧,光我們兩個老人也就湊合著收了。”
“出去打工的青壯年,一部分人是主動的。”老呂說,“這部分人相對于他們的上一輩人要有一些文化,也不怕吃苦。他們不甘心局限在這片狹小的天地間,不甘心一輩子生活在這貧瘠的土地上,他們要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勞,去追尋一種與落后農(nóng)村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還有一部分人則是被動的:一是因為種地收入有限,遇一年甚至就沒有收入,不能坐吃等死;二是村里小學(xué)自十幾年前撤銷后,孩子們上學(xué)所迫。據(jù)我了解,因為這里離臨縣城不算很遠,所以這個村的適齡兒童大都是在縣城上小學(xué)。為了他們的孩子,他們不得不出去打工掙錢,用以交學(xué)費、交房租。”
“另外,村里的學(xué)校,應(yīng)該是村里的寄托和希望。學(xué)校消失了,孩童離開了,村里的文化高地也就不復(fù)存在了,村莊隨之也就沒有希望了!”
青蒿溝村一位在縣城陪孫子讀書的大叔,非常希望恢復(fù)村中的學(xué)前班和一到三年級的教學(xué)。他說,如果能這樣,“我就不用村里地里縣里來回跑,而且也能省下租房費,孩子也安全些了。”
沒病是心愿
47歲的郭愛珍在青蒿溝坡上溝底大大小小共種著十來畝地,近兩年中她是一喜一憂。喜的是,她的小兒子杜艷偉在去年考上了常州航海大學(xué),成為全村自上世紀(jì)70年代末恢復(fù)高考以來第一個大學(xué)生。憂的是,丈夫杜秀勤生病已7年,生活不能自理,不僅花光了家里的積蓄,拖累了孩子,而且還影響自己下地勞動的效率。
“假如他不生病,我們現(xiàn)在過得應(yīng)該是好日子呀!”10月10日,郭愛珍在其院中邊給紅小豆脫殼,邊對記者說,“我有4個孩子,兩個女兒已經(jīng)出嫁,早不用我倆管了,大兒子在縣城給人打工,也能自己養(yǎng)活自己,小兒子考上大學(xué),雖說花錢不少,可是學(xué)校給他辦助學(xué)貸款,差不多也能顧了自己。我男人才52歲,要是不生病,我倆一起伺弄這十來畝地,再養(yǎng)幾只羊,一年到頭,日子能過不好嗎?”
郭愛珍介紹說,2010年9月的一天,杜秀勤放的羊中,有一只羊掉進了一個大坑中,他下坑去救時,不小心把腦袋碰在了石頭上,當(dāng)即昏死過去。多虧人們及時發(fā)現(xiàn),送到醫(yī)院后做了開顱手術(shù),雖然保住了性命,但光手術(shù)費就花去了4萬多元。哪知禍不單行,第二年8月,正在恢復(fù)當(dāng)中的他又患了腦梗塞,被緊急送到太原的醫(yī)院進行了手術(shù),又花去4萬多元。此后兩年中,他多次進醫(yī)院,總共花費了十幾萬元,使他家這個原先在村中比較富裕的人家,淪落成了“貧困戶”“欠債戶”。如今杜秀勤每年服藥得花3000多元,“這還是最便宜的,如果按醫(yī)院大夫開的藥吃,一年起碼得花2萬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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